前不久，由王静历时七年撰写的《中国的吉普赛人——慈城堕民田野调查》一书，在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评选中获得一等奖。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已经消逝的民间群体，填补了我国民俗学、社会学领域的一项空白。

　　有两个字，多年来牵动着王静的心，那就是“堕民”；有一种气氛，多年来诱惑着王静的神经，那就是“神秘”。

　　风光秀丽的宁绍平原，是中国古代历朝政权赖以依存的天然粮仓。然而，这块富饶的大地上，却曾经生活着一个特殊的群体。

　　40多年前，五六岁的王静跟随外祖母从宁波市区去西门外参加亲戚的婚礼，一个奇怪而又神秘的女人进入了她幼年的视线。

　　“宴席上，新娘的身后跟着一个被称作送娘子的妇人，她是人们取笑的对象，而送娘子不恼不怒，一直笑嘻嘻地替新娘张罗着……送娘子的形象怪怪的，人们的取笑也是怪怪的，一切似乎都很蹊跷。”现在，当王静用文学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从前的见闻时，她已是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了，并且在宁波市江北区文学艺术联合会担任秘书长。而在当时，她好奇地向外祖母打听“送娘子”的情况时，老人却嗔怪身边的小女孩多嘴。王静没能从外祖母口中得到答案。但是不久以后，她从别人那里听说了“堕民”这两个字，才知道“送娘子”便是“堕民”。

　　如今绝大多数年轻人肯定没有听说过“堕民”，这个词汇早已成为许多老年人心中的历史。1933年，著名作家唐弢发表了杂文《堕民》，他在文中写道：“浙东有一种被人轻视的民族，他们的声音笑貌，完全和当地居民一样；可是两者中间，却深深地隔着一条鸿沟。乡村的小市镇上，随处都有堕民开设的理发店。当我居乡的时候，每三星期终得去光顾一次。他们理发的手艺并不高妙，可是两只耳朵却扫得好。”

　　阅读唐弢时的王静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供职于宁波市江北区广播站。对于“堕民”，王静十分敏感。于是，她开始利用记者的身份了解外祖母不曾讲述的故事。

　　江北区是王静当初最主要的活动范围。区内慈城镇曾经是江南第一古县城所在地。慈城镇有一个东门村，但是，当地老人们却总是叫它“天门下”。“天门下”的村貌与其他乡村没有太大差别，但王静发现，这里的村民从不言谈自己的历史，一些老人警惕地注视着这位女记者的造访。

　　慈城人对王静聊到“天门下”这个地名后，就不愿再往深处谈，更无人肯带她前往。而当王静走进“天门下”，才发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世界。

　　姓名是每一个人的社会符号，“堕民”也有正式姓名，但是因为几乎没有人称呼，留下的却是他们的绰号。“烂头颈”便是王静采访的第一个对象。

　　2002年初夏的一个周末，王静经人介绍，独自走进“天门下”，在一间低矮的小屋里，找到七旬老人“烂头颈”。那时“烂头颈”正在家里洗菜。王静试图与他对话，遭到的却是拒绝。

　　王静是个不甘罢休的人，她决定第二天再去“烂头颈”家。

　　翌日，天气闷热，王静拎着两只西瓜来到“烂头颈”家时，小屋的门轻掩着。王静轻轻一推，门开了。和衣躺在床上的“烂头颈”对她说：“我发烧呢。”王静关切地问：“看医生了？我带着西瓜呢，发烧时吃有作用。”这次，老人没有拒绝她，他起身走到门口：“这黑洞洞的地方你也来？”王静感到这句话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他们开始聊了起来。

　　聊着聊着，“烂头颈”终于问：“你来到底想干啥？”“写你的故事。”王静回答。“烂头颈”听后笑了，笑得灿烂可爱，完全没了前一天的凶相。后来，在“烂头颈”的引见下，王静一个接一个地采访了慈城镇现存的老年“堕民”和他们的后代。

　　“天门下”，其实就是一个“堕民”村。王静在得到老人信任之后，顺利地继续着她持续数年的“慈城堕民田野调查”。

　　“堕民”，又称惰民、怯怜户、乐户、丐户、郎户、勾户等，在王静采访的宁波慈城，“堕民”的称呼大多为“堕贫”、“大贫”，女堕民则被称为“阿嫂”，这类称呼延续至今，但已经鲜有人知其真正的来历。为此，王静查阅了大量历史典籍与相关资料，并参照诸多“堕民”提供的信息，通过分析研究，她否定了众说纷纭的“乐户被弃之说”、“权贵被贬之说”，从而确定“官兵被降之说”为“堕民”来历的溯源。

　　据王静介绍，元朝覆灭之际，驻守在宁波、绍兴一带的元军被俘，在即将遭受死刑时，他们哀求免死，发誓甘愿世世代代作为江南人的奴隶。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于是“定户籍，匾其门曰丐”。

　　一旦落入“堕民”的行列，其处境便是：“禁入学读书，禁进入仕途，禁从事工商，禁耕种田地，禁与平民婚配，禁高声说话，禁昂首阔步，禁聚众集议，禁夜间喧哗，禁成群结队。”“堕民”被彻底剥夺了言论权、受教育权和人身自由权。这样，“堕民”成为贱民，“堕民”从事的职业被称为“贱业”。

　　从小生长在绍兴的大文豪鲁迅，在他的《我谈堕民》一文中是这样记录绍兴“堕民”的：“男人们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这些职业，在过去被统称为“贱业”。与绍兴等地的情况一样，慈城“堕民”因为他们的身份与职业，数百年来受到社会的歧视，世世代代饱受屈辱。

　　王静的“慈城堕民田野调查”中，三个发现引起专家的关注。

　　“堕民”有家无族，谈不上家庭宗法制度。在王静查阅的所有资料中，没有任何关于“堕民”祠堂和宗族形式的记载。但是，王静却在慈城发现了“堕民”祠堂。

　　虹星村郑姓“堕民”建于1931年的祠堂是慈城最早的“堕民”祠堂。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堕民”不敢像普通百姓那样用“祠堂”的名称，他们将祠堂称为“祖堂”。有趣的是，女性“堕民”可以自由进出祖堂，而慈城普通百姓的祠堂却是绝对禁止女性进入的。

　　慈城“堕民”不仅自设祖堂，而且还暗地里自编家谱。现在，王静手里共有三本“堕民”家谱，是她从“堕民”后代那里发现并借来研究的。王静说，这些家谱都比普通百姓的家谱简单，没有序言，更无名人专门撰写的修谱记。然而，尽管这些家谱编撰简易，却是研究慈城“堕民”文化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堕民”是封建制度下产生的特殊群体。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丰富的阅历，王静曾经猜想：“在‘堕民’中间是否存在特殊的暗语？”

　　这个猜想直到2004年冬天终于得到证实。王静在考证一块匾额时，一位50多岁的“堕民”悄悄告诉她：“我哥哥会说一种奇怪语言。”就这样，王静接触到了“堕民”暗语，在暗语中，男人称雄佬，女人称私佬……凡叫得出的东西，都有相应的暗语。上了年纪的“堕民”差不多都会使用暗语。王静邀请他们进行座谈，根据录音整理出了比较完整的“堕民”暗语。据王静介绍，“堕民”无论走到哪里，若用暗语对话，便能获得“自己人”的食宿招待。

　　“堕民”大多不识字，暗语靠口耳相传。有关“堕民”的史料记载不曾提及过“堕民”的特殊语言。“堕民”非常自卑，但是他们也有人的尊严，而恰恰是在他们说暗语之时，才会显得不卑不亢。

　　如今，作为群体的“堕民”已经消失。为数不多却依然带着心理包袱的“堕民”个体迈入了古稀之年，他们的后代已经融入社会，成为普通百姓中的一分子。

　　历史上受人歧视的“堕民”群体，用他们辛勤的劳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他们之中其实不乏引人注目、让人称赞的人物。抗日英雄陈怀民烈士就是其中的一员。

　　抗战初期，侵华日军不断骚扰武汉，时常进行空袭。1938年4月29日下午，数十架日军飞机再次出现在武汉晴朗的上空，就在日寇企图投弹之时，中国空军的战机冲进敌机方队。

　　一位91岁的老人向王静叙述当年他的亲历：“那天我冲到江边，抬头看见一架中国战机击落一架敌机。但是，这架中国战机却很快被四面冲来的敌机夹攻。很快，中国战机被敌机击中起火。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希望飞行员跳伞逃生。可是，那位中国飞行员却开足马力，义无反顾地向猖狂的敌机猛撞过去。瞬间，两架飞机在空中爆炸，先是一股黑烟，继而变成一团火球，坠落在离我不远的江水中。我被那壮烈的一幕惊呆了。”

　　第二天，《申报》头版头条详尽报道了仅仅半小时的“四·二九光荣”。中国人民从此听说了与敌同尽的“壮哉战士”陈怀民，人们赞颂他与邓世昌、沈崇海是鼎足而三的用自己躯体抗寇的英雄。而当年的英雄陈怀民就是慈城人、一位“堕民”的后代。

　　分析“堕民”的解放历程，王静说，从明太祖定“堕民”为丐籍算起，压迫、反抗、歧视、削籍……折腾了600多年，却始终没能解决根本问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堕民”才得到彻底解放，当家做了主人，他们的政治地位、职业行为、经济收入、文化素质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转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也吹进了慈城天门下。许多“堕民”后代在经济大潮中脱贫致富。年老体迈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从2003年起享受每月300元的农民劳保，并且还有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年老的“堕民”生活有保障，年轻的“堕民”后代自由选择想做的工作，这是消逝的“堕民”群体经过嬗变后的今日生活写照。

　　在王静的采访笔记中，有数百位“天门下”“堕民”后代的现状记录。我们看到，他们中有政府干部和公务员，有大学教授、科技人员、艺术家，有民营企业家、营销人员和手工艺者……即使有人子承祖业，仍然从事剃头行业，都已经是具备美容师资格的理发师了。

　　“流年似水。现在我们有自己的房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空调彩电啥都不缺。家里人丁兴旺，子孙全都上学读书，尤其是大儿子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前两年被学校公派去美国作学术研究。这样的生活，如果祖先有灵，定会开心的。这样的生活，恐怕过去所谓的上等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这番话，朴素而实在，出自一位80多岁的“堕民”之口。王静说，老人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叙述中，始终没有提及“堕民”两字。

　　或许，老人的心里依然残存着某些历史的阴影；或许，他是在为消逝的那个群体打上重重的句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老人发出了内心的感慨：“真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