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打工群落中，这是一群普通而又特殊的农民工。

　　因为追求清贫的文学梦想，他们经历了比普通打工者更多的苦痛。

　　他们从充满幻想的文字中汲取温暖，用漂泊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

　　他们希望有一天，他们的文学梦想，也能被这个曾经洒下自己汗水的城市所接纳。

　　在宁波作协，18位外来民工如今成为了正式会员，这些漂泊的心终于找到了停靠的文学港湾。

　　外来民工是否可以加入作协？这个在今年两会上引起轰轰烈烈讨论的问题，一年多前，在宁波已有了结果。

　　对于36岁的孙久万来说，这张普通的作协会员证，让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体制外的流浪者”。

　　孙久万没有想到，自己给宁波作家协会打的那个电话，之后会改变那么多宁波外来民工的文学之路。

　　2005年5月的一个上午，这个从四川大山里走出来的农民工，在慈溪给宁波作协打了个电话，他想问问，像他这样的外来民工，能不能申请加入宁波作协。

　　事实上，在来慈溪打工之前，孙久万在广东惠州的民工文学圈中已经小有名气了。

　　“那时候白天在建筑队打工，晚上就躲在工棚里，跪在木板床上写诗。”孙久万说，虽然周围的工友都很崇拜他，报社也陆续发表他的作品，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游离在文学圈之外。

　　“比如说，因为不是当地作协的会员，我就没有资格参加当地政府或文联组织的文学奖项的评比。”

　　接到孙久万那个电话的，正好是宁波作协的秘书长王毅。

　　“在孙久万之前，好像还没有外来工主动要求加入宁波作协的。我当时在电话里大致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公开发表的作品字数应该已经够了，但是在户籍这个问题上有些吃不准。”

　　王毅嘴里所说的“吃不准”的问题，是指加入作协的一项硬性规定。因为根据作协一向遵循的“属地管理的原则”，作协一般只吸纳属于本地户籍的作家成为会员，而孙久万的户籍却是在离宁波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元石乡秋风村”。

　　在作协的一次例会上，他把这个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拒绝还是吸纳？

　　“对于外来民工的态度，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觉得宁波是一个包容的城市，在吸纳作协会员这个问题上也应该多些包容。”在当天的《宁波日报》报道中，宁波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331万。

　　外来民工是否可以加入作协？这个在今年的两会上引起轰轰烈烈讨论的问题，一年多前，在宁波已有了结果。

　　王毅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孙久万，让他把申请、代表作品交上来，然后等待程序审批。

　　与此同时，宁波作协与宁波各区县的作协统一了意见，不再因户籍原因限制外来民工加入当地作协。

　　2006年2月，一张盖有宁波作协红章的会员证交到了孙久万的手里。

　　对于36岁的孙久万来说，这张普通的作协会员证，让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体制外的流浪者”。

　　成为作协会员后，吴秀琴“和作家陈忠实进行了交谈，知道他也是农民出生，写《白鹿原》的时候，他就是在农村里找的素材。”

　　这个发现当时让吴秀琴兴奋了半天，她甚至把自己的农村经历也写进了长篇小说《有女待嫁》里。

　　来宁波打工的前两年，吴秀琴一直不敢对“写作”抱有任何的幻想。她对自己的规划很简单，就是“拼着命打五年工，赚够了钱就回老家结婚生子”。

　　虽然在读中专的时候，她的一些作品就已经被发表在报纸上，但是老家窘困的经济状况和领料员每月600元微薄收入，让这个湖北妹子对自己的未来不敢有太多的奢望。

　　一次偶然的机会，吴秀琴看到宁波北仑区组织九峰山征文比赛，“九峰山，不是自己刚去过吗？”她试着寄了一篇散文，没想到获得了优秀奖。之后，小吴又在北仑区清风廉香征文比赛中，以短篇小说《父亲说，插秧》获得一等奖。

　　“获奖后没几天，北仑作协的老师就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加入北仑作协，当时我愣了半天，然后激动地哭了。”吴秀琴后来在她的随笔《宁波印象》中这样写道：“（我的作品）经由编辑老师的修改润色，居然再陆续地发表了一些，这让我窃喜的同时，感觉宁波还是给我们这些外来人员开辟了一片精神领地。……我开始从心底认可宁波人，从心底接纳宁波人，就像他们接纳我这个外地人一样。”

　　4个月后，吴秀琴又顺利加入宁波作协。在作协组织的笔会、采风以及讲座等活动中，她认识了张抗抗、铁凝、毕飞宇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作家。

　　“我还和作家陈忠实进行了交谈，知道他也是农民出生，写《白鹿原》的时候，他就是在农村里找的素材。”

　　这个发现当时让吴秀琴兴奋了半天，她甚至把自己的农村经历也写进了长篇小说《有女待嫁》里。

　　湖北妹子如今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新的规划：她不准备再回湖北浠水县的农村了，而打算把父母接过来在宁波安家；她计划今年夏天一定要把她的那部22章的长篇小说《有女待嫁》写完，论坛上有太多的热心读者等着小说的后半截；她希望等过两年把家里的贷款还清了，能去鲁迅文学院再读几年的书，接受正规的文学教育。

　　吴秀琴的笔名叫“秦钦儿”，当我们问及这个笔名有什么含义时，她捂着嘴笑了半天。“秦是春秋各半，提醒自己要多看圣贤书、多学点文化，钦字是‘欠金’，指自己现在缺钱呗！”

　　吴秀琴的这句玩笑话，正是许多民工作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孙久万承认，当时要求加入宁波作协，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如果能成为作协会员，那么他的作品在省级的文学评奖中获奖，就可以获得1000至5000元不等的奖金。

　　他坦言：“对于一位民工作家来说，经济基础很重要。”

　　在广东惠州的时候，孙久万去过采石厂，干过石灰搅拌工，铸过五金件，进建筑工地运过水泥，住的是工棚，每天的工钱30块。“活很苦，钱很少，但必须坚持。”

　　按照孙久万的逻辑——只有干活才能有饭吃，吃饱了才有力气写作。

　　正因为如此，孙久万放弃了在某地文联当编辑的机会，毅然选择到企业工作。“做编辑虽然离我的兴趣更近，但每月1200元的工资并不能支撑起我的梦想。”

　　在这个问题上，吴秀琴一开始并没有孙久万看得那么透彻，她甚至为了写作，一度丢了自己的工作。

　　“有一段时间，因为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写得太投入了。每天下了班做完家务，我就趴在床上写小说，写到半夜3点才睡。第二天六点半起床，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把手稿输入电脑，又匆匆忙忙赶去上班。”

　　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吴秀琴发现自己有些吃不消了，上班老打瞌睡。老板发现吴秀琴“主次不分”，二话没说把她解雇了。

　　“当时自己的想法很天真，觉得自己如果坚持写作，每个月靠一千来块的稿费也能生活。”但结果并非如此。接下来的半年里，准备靠写作生存的吴秀琴没有一点东西可写，整天呆在家里干着急。

　　“先把肚皮填饱，才能继续创作。”对于北仑作协副主席乐胜荣老师的这句忠告，小吴一直记在心里。重新找到工作的吴秀琴，暂时停止了小说的写作。尽管有些不舍，但是她觉得，这也是一种积累。

　　“我的目标还是文学，只不过现在需要绕一点远路，因为没有捷径。”

　　吴秀琴说，她现在发现和客户打交道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说不定以后都会有机会写到她的小说里。

　　孙久万说，他的写作，“一定程度上是在为工友们圆梦”。

　　“他们渴望别人能够了解他们的生活，能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希望能看到属于他们的故事，我愿意成为他们的写手。”

　　直到现在，孙久万还会时时怀念他曾经的那些工友，他用他的诗，记录下了工友们的模样。

　　“打工的人/手暖亲人的叮嘱/躲在架子床上/蚊子的歌声绕过耳畔/窗外月光思念着家乡

　　打工的人/挥动青春的双袖/生产隆隆的音响/成品的光芒四处荡漾/他们的汗水其中深藏/一个无月的夜晚/一段流浪岁月里/我看见他们眼眶青黑的模样

　　打工的人/在出粮的日子里歌唱/他们手捧清瘦的纸币/伫立绿色邮筒的两旁。”

　　诗里的人、物、环境，都是孙久万所熟悉的。

　　在建筑队打工的日子，连续干三天三夜是经常的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不是孙久万的强项，能撑下来靠的是“工友们的照应”。孙久万说，自己对他们唯一的回报，就是把工友们的生活、心声都写到他的诗歌、小说里。每次在小说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工友们都会憨憨地乐上半天，这让孙久万明白了他需要为谁写作。

　　孙久万说，他的写作，“一定程度上是在为工友们圆梦”。

　　“他们渴望别人能够了解他们的生活，能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希望能看到属于他们的故事，我愿意成为他们的写手。”而加入宁波作协，恰恰为孙久万的这个梦想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

　　现在，孙久万在慈溪的一家企业负责内刊的编辑工作，已经成为一名白领。但一有时间，他还是会到工厂的车间里转悠，找工人们谈心，观察他们的生活，然后写进自己的作品。他还在慈溪组织了一个民工文学圈，许多人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慈溪作协，甚至是宁波作协。而孙久万自己下一个目标，则是全国作协。

　　“我在赶路，心中装着一个美好的梦想，别把梦惊醒。”在孙久万的散文里，那个曾经遥远的梦正离他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