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重庆直辖市从四川分出去，河南重新成了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以占全国1.74%的土地面积，养育了全国7.5%的人口，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逛图书城，便发现许许多多的河南主题：一种，是从网络话题激起的对河南人的褒贬争论；而另一种，则是形形色色的姓氏寻根书籍，所有的姓氏追本溯源，全避不开河南。

　　当然，把河南鼎力推荐给我这次姓氏寻根考察的专家，还是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姓氏群体遗传与进化研究组组长袁义达。近20年来，他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姓氏调查和分布演算，第一次在中国把姓氏研究纳入了科学的范畴。他给我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前100个大姓中，有73个姓氏都能在河南找到发源地；而且名列前五名的大姓中，李、张、陈均出自河南；其余两姓，王姓最早的一支及刘姓最主要的源头也在河南。

　　为什么是河南？

　　我想到了埃及与尼罗河。埃及最伟大的文明遗存迄今依然坐落在尼罗河的两岸，是尼罗河的数次泛滥造就了土地的肥沃和文明的光华。河南处于中原的腹地，也是黄河数次遭遇华北平原的地方。说这是遭遇可能并不准确，华北平原其实就是黄河夹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冲积出来的。就像尼罗河泽被古埃及一样，肆意摆尾的黄河在数千年前造就了一片林茂草丰、气候温润、富饶肥沃的土地。于是，曾经有密密麻麻的部落在这里栖息生活，古老的农耕文明在这里发扬光大，炎黄的子孙在这里聚集、繁衍……这，肯定与姓氏的发端息息相关。

　　姓氏源流的猜想：伏羲氏姓“风”和商王姓“子”

　　在信史时代之前考证姓氏的发源，可能是一件徒劳的事情。因为那个阶段整个中国的历史，依然是一部上古神话史。伏羲氏姓风，这是中国古代史籍对姓氏最早的记载和众口铄金的声音。所有的史学家都非常乐意为古代帝王们刻画血缘关系，寻常百姓修订家谱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把宗族的历史上溯至三皇五帝时代，但传说毕竟是传说。

　　从考古的角度讲，商朝是最可能获得姓氏起源物证的时间。在河南殷墟，见到当地德高望重的甲骨文权威杨锡璋教授时，我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甲骨文中被确认为是姓氏的字是哪一个？”他没有直接回答。

　　“‘好’就被认为是个姓氏，但它可能只意味着某女姓‘子’”。当我问及更多的证据时，杨教授告诉我，“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商王姓‘子’和伏羲姓‘风’一样，不过是后世的史学家对这个领导群体的一种认定符号。”

　　西周，姓氏的数量在这个时代大爆发

　　在商朝姓氏已被使用的更多“证据”，其实是从《竹书纪年》和《史记》等古籍得来，而史官并非那个时代的人，结论也多出于考察和推测。那个时代是典型的奴隶制时期，国家机构已经形成，帝王的嫡子有王位继承权，某些庶子被分封。这些爵国的后裔可能以国或封地的名字逐渐形成姓氏。

　　在郑州，我拜访了河南省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新斌。他对青铜器非常着迷。他认为，周代的青铜器不但工艺上比商朝更加精湛，而且铭文五花八门，是青铜器铭文的最盛期，无论国事家事都铸鼎存照，并且常常用“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的字句来结尾。从这些“不可磨灭”的记载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后人寻到了自己的祖先。

　　西周留在历史上最主要的政纲莫过于迫于人口急剧增长压力的扩疆驯土。封国多如牛毛，当时最小的分封单位恐怕只是一处小小的城池。仅武王和他的儿子成王，就封了70多个诸侯国，列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

　　张新斌告诉我：“分封就是分家，分家就是分氏，所以氏也就越来越多。”于是姓氏在那个时代大爆发了。以国为氏最为普通，后世再衍生出无数姓氏；另外还有以官名为氏的，如太史、司马、司空、司徒；以先人别号为氏的，如唐、夏、殷；以封地为氏的，如鲁、米、卫；以先人谥号为氏的，如庄、武、穆、宣；以居住地名为氏的，如郭、池；以从事职业为氏的，如陶、屠、巫、卜等等。

　　姓氏的普及：从名垂青史到编户齐名

　　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我还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西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和封地也是在当今的河南。

　　当然，中国的历史不应仅仅是史书上的历史，还有很多真相隐遁到了文字的背后。我注意到，姓氏大爆发的周代，并非全中国人人有姓。而真正到了实行郡县制的秦，标别贵贱的“氏”才变得没有意义，反而同代表血统关系的姓逐渐合一。再后来一道编户齐民的旨意，仿佛一阵春风拂来，姓氏才吹开了平民的家门。弄清楚这层历史，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上古帝王的世袭族谱可以那么清楚地一笔画到周，因为那时姓氏还是很高贵和稀罕的，几乎凡是姓氏的拥有者都能够名留青史。

　　有趣的是，姓氏是以一种非常中国式的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人们大多眷念故国故土，使很多小王国消失后国名变为姓氏；还有一些以自己部族的宗长姓氏为姓，或者被赐姓等等。中国的姓氏还带有浓厚的聚居文明和人丁望族为荣的色彩，这并不像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人人随意而为，一下子弄出3万多个姓，不仅缺少底蕴，也缺少传承和文化感。

　　宗族家谱：对故土和亲人的眷念

　　为了这篇报道，最近我逢人便问，你见过自己的家谱吗？回答可以粗略地分成两种情况：出生在大城市的，大多没有见过家谱，甚至想像家谱就是毛笔字的，名字连着名字的名单表而已。另外一些农村出生，尤其是家乡在南方的朋友，却基本都知道自己的家谱在哪位长亲手里，也知道家谱会将祖先名讳、事迹，家族支系，以及后辈名人的生平详细记载。我发现，那些拥有家谱的人普遍更有自豪感，也更思念故土和家人。而大城市里长大的人，大多对于民族大融合之类的名词琅琅上口，多半认为自己是大华夏的混血人，并不相信自己的姓氏真能上溯去穿越混混沌沌、充满迷雾的历史，找到一位叱咤风云的祖先。

　　其实寻根问祖在当今中国是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此次采访途中，我遇到了自汉朝被赐地而偏居陕西的一个“第五”姓村，还有因闯王灭明而改姓、亡命天涯的“岁”坡村，以及一处完姓村——全村都是“金”代完颜氏后裔，他们长久以来保留着不与“岳”姓通婚的风俗。这些姓氏现象，好比历史海洋里的一处处文化孤岛，很好地保存了自己的血脉传承，但在整个中国毕竟属于极少的少数派。而多数的姓氏传承线索纷繁复杂，譬如大树赵氏在洛阳迁出前究竟祖先如何得姓就只能是个谜了……

　　姓氏基因：传统文化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点

　　正想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偶然看到了这样一段报道：“曾经撰有现代欧洲女性起源方面著作《夏娃的七个女儿》一书的布赖恩·塞克斯博士发现，现在中亚有1600万男人带有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而这是从12世纪的这个男人的单个拷贝开始的……”

　　这意味着单链遗传的男性Y染色体日益脆弱，疾病将无法通过基因交换而修复，文中对于男性的未来表示担心，而我却对科学家宣讲的生物考古学方法深为着迷。事实上，一直对我文章采访给予很大帮助的袁义达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认为对姓氏的历史研究采用遗传学的科学手段方法加以辅助，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但无法估量的是需要付出的时间和金钱。

　　据报道，新加坡张氏总会也希望通过基因科学实验来证实会员之间存在血缘关系。去年3月特地动员族群参加当地学者展开的“东南亚人口基因研究”计划。这次的结果是令人愉快的。研究结果公布，同姓者有着一组特定的Y染色体，可以断定他们拥有同一个祖先。同时，不同籍贯的同姓个体之间又具有其他明显差别，表明了姓氏发展历史中还掺杂了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影响，远不仅血缘那么简单。

　　再一次访问袁义达，将自己的疑问提出来。他表示这些想法在理论上的确是成立的，但他反复强调，对于中华民族的姓氏研究，更应该从文化的角度立足，探寻一种人文精神和民族聚合的力量，而不应着眼于某个个体的寻祖追宗上。

　　“其实，中国有让全世界垂涎的研究资源啊！”袁教授指出，“仅仅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户籍资料，还有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如果没有销毁或者遗失，就可以编一部震惊世界的国家级家谱！可惜从管理制度上讲，20年以上的资料都不会保留，真是可惜。”

　　掩卷叹息！姓氏对国家、对学者或许重要，但对于酷爱中华文化的我来讲，似乎有着更多的意义。人之初，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东西不外乎有二，一是身体肤发，再一个就是姓氏，它在每个人一生中默默相伴。“氏”是按照木根木本的形象造出来的，我感觉姓氏就像一棵精神上的大树，伴随我的成长，在我的身体里根深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