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4日，在苏联距离莫斯科2000多公里的哈萨克斯坦，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被发射升空。不久美国也发射了他们的第一颗卫星“探险者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而此时的中国，别说卫星，连将卫星送入轨道的工具——火箭都没有。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一次当众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从此，中国科学家开始了艰难的卫星研制工作。

　　1958年，伴随着“大跃进”的热潮，全国掀起了一股“卫星热”。中国的卫星专家也渴望事业有长足的发展。1958年，卫星小组的副组长赵九章和另外四人组成了一个访苏的“高空探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只有赵九章一个人知道他们此行真正的目的是向苏联学习怎样研制卫星。

　　考察小组翻译杨树智说：“我是9月30日结婚的，所以一直在忙活，过了三四天就通知我，要到苏联去考察，内容不知道。”

　　但是，到苏联后，苏方的态度极为冷漠。回国后代表团联名向上级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建议卫星的研制重点应立足于国内，先从探空火箭搞起。

　　1958年底，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为了集中精力发展导弹和原子弹，同时也注意到卫星研制中存在的“冒进”问题，果断地决定停止卫星的研制工作。

　　中科院不甘心原地待命，他们决定在导弹工作开展的同时，进行对火箭的研制。

　　年仅37岁的上海交大力学系副主任王希季，被任命为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他带着一群在读大学生开始了火箭的研制。1960年，他们把一枚T7M火箭，竖立在上海南汇县老港镇20米高的发射架上。

　　原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王希季说：“发射场周围没有任何防护，我们的指挥部就是用草包在田埂上堆起来的。我们的能源是一个50千瓦的发电机，是借来的。这样一个状态发射，现在是不可想像的。”

　　即使条件如此简陋，T7M仍像一颗出腔的子弹，射向中国人向往已久的太空，虽然只飞行了8公里，但零的突破使王希季感到十分高兴。

　　正当王希季准备进行T9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时，他的工作被突然停顿了下来。因为此时，中国的导弹研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上级决定把现成的导弹改装成火箭，导弹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射卫星的工具问题，使发射自己的卫星成为可能。已经被停止研制的人造卫星，自然地成为大家关心的下一个问题。

　　卫星总体设计组成员胡其正说：“大家想我们国家第一颗卫星，应该是什么样的，挺有趣，听了很多也很有启发的意见吧。但最终的选择还是72面体的一个，接近球形的这么一个球面体，它跟球形的优点差不多，所以有这么72个面，是当时为了在上面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但就在1965年，法国将自己仅重42公斤的卫星发射升空，坐上了人类航天的第三把交椅。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研制卫星的步伐也在逐渐加快，形势变得越来越紧。

　　而此时的中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如何让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解决让卫星“听得到”这个问题，失去了它原本的技术意义，演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制造东方红乐音装置的任务下达给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技术人员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对装置的研制中。第一个实验装置被很快制作出来，小组成员怀着激动的心情按下了通电按钮，但播放出来的乐曲声，令在场的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东方红”乐曲变调了！

　　在当时的环境下，“东方红”乐曲的变调，是一个政治问题。平静下来后，大家冷静地分析了变调的原因，感到必须要有一个音乐方面的专业人才帮助。小组成员刘承熙悄悄地前往上海，他到上海国光口琴厂请来了一位姓夏的工人师傅，并带来了一台测试音节准确程度的仪器。

　　1968年下半年的一天，乐音小组的成员将线路板装配在一个小盒子里，装配完成后，大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通了电源，“东方红”乐曲缓缓地播放了出来。

　　在“东方红”乐音装置研制的同时，将卫星送入轨道的“长征一号”火箭也被设计出来，并成功进行了试验。

　　1969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在研制了12年后，几经变迁，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完成了总体设计，和火箭一起顺利进入工厂生产。

　　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卫星表面反光度低，人们将无法用肉眼看到太空中的卫星。怎样才能让地面上的人们看得见划过天空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呢？命运，再次将“东方红”卫星的研制人员推到了绝望的境地。

　　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必须在不改变卫星和火箭技术状态的前提下设计。原因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和火箭已经开始投产。卫星设计总体部提出，不管设计什么装置，在重量上不能超过17.5公斤。

　　研制小组根据折叠伞的原理，制作成了一个装置，并给它起名叫“观察裙”。可是一旦进入真空状态，“观察裙”就像被浆糊粘住一样，怎么也打不开。

　　当时的观察球研制小组成员陆章福告诉我们：“裙子，人跳舞的时候，一转不就出来了吗，在真空里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是到一边去的，因为它的质量分布不均匀，哪儿重就往哪儿跑，越跑越远。”

　　离中国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时间越来越近。压力使小组成员几乎绝望，他们决定将“观察裙”改为“观察球”。考虑在第三级火箭上设计一个球形的观察体，并在表面镀铝，再进行抛光，使它的反光亮度达到要求。

　　11个月后，制作“观察球”的特殊材料终于研制成功。

　　1969年11月16日下午5时45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第一次试飞，火箭顺利点火升空。但因第二级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中途发生故障，发射失败了。这次失败，使卫星的发射不得不推迟。两个月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组织的第二次火箭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但日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已于1970年2月11日发射升空。

　　1970年，北京卫星总装厂开始对第一颗“东方红”卫星进行严谨细致的装配工作。3月21日卫星顺利完成了15道工序的装配，全部完成总装任务。3个月后，“东方红一号”卫星准备秘密运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原总装车间班长尹长林回忆说：“我们做了一次演习，然后坐了火车反正没下来。后来火车来回编组，编到半夜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出发了。我们在车里吃、车里住，不准下车，这是一条。第二个呢，那个车头赶紧走，第二个车头进来，然后车就开始走。”

　　1970年4月1日，载有“长征一号”火箭和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列，经过4天4夜的秘密旅程，运到了甘肃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4月9日，火箭与卫星一起被转运到了发射场。火箭开始在严密的组织下进行对接。星箭对接完，在解决了卫星超短波信标机、信号不稳问题后，发射场一切准备就绪。

　　4月14日，钱学森、李福泽、任新民以及戚发韧等专家坐飞机前往北京，周恩来要求他们在发射前向他做一次详细的汇报。

　　1970年4月24日，卫星终于要发射了。火箭燃料的加注从凌晨5时40分开始，到下午1时35分全部加注完毕。整个发射场等待着发射时间的到来。

　　气象室谨慎地做出了晚上9时后云层开始消退的预报。

　　晚上7时，发射场仍乌云密布，像一块巨大的黑布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晚上8时，发射场上空的云层还很低，看不见星星，由于能见度低，将直接影响到光学测量，几个光测点不断给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打来电话。但气象室肯定地回答，云层很快就会过去。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彭凤绪说：“到21时以后，果真云量逐渐减少了，到22时实际上就4-5个量了。所以当时指挥员、大家都挺高兴的，完全满足了这个发射的气象条件。”

　　21时35分，火箭准时点火起飞。

　　“东方红一号”卫星被送入近地点439公里，远地点2384公里的太空轨道。使我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东方红一号”卫星重173公斤，比四个国家第一颗卫星的重量之和还要大。

　　晚上9时48分，发射场现场广播了“发射成功”的喜讯，人们在发射场坪上召开了庆祝大会，热烈祝贺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当年“东方红”卫星试验队成员沈振金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大伙儿全场欢呼，人家兴高采烈，唯独搞卫星的这几个人就蹲在这6平方米小屋里头，鸦雀无声，还悬着这颗心。运载是成功了，卫星到底怎么样啊，这“东方红”乐曲能不能传回来啊？这个盼望了90分钟，就是卫星转到第二圈路过喀什上空的时候，这儿突然收到了东方红，特别响亮。这时候，我们里边的人才炸窝了，高兴啊，才欢呼起来，这时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中国人第一次激动地仰望着太空，仔细地寻找着那一颗属于中国的卫星，脸上洋溢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