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必担心周围缺少“文艺青年”。但如果就其中原本最为核心的“文学青年”而言，那么，校园如同社会的缩影：文学（包括诗、小说、散文等）逐步失去了轰动效应，“文艺青年”中的“文学青年”的踪迹正变得黯淡起来。

　　我们在浙江大学校园里随机询问了两位女生，一位几乎不知道学校里有什么文学社，一位也只是偶尔听说过，但不知道周围有谁参加了。

　　回溯到20年前，这可能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就职于某证券公司的俞先生回忆说，当时，一场单纯的诗歌朗诵会可以吸引到挤满礼堂的学生，甚至窗台上还趴着挤不进来的。那些上台朗诵的同学，不管他的普通话是否标准，手势是否协调，诗句是否动听，都能收获大片的掌声、笑声甚至哭泣声。

　　这种情景，对现任的浙江大学“飞来峰”文学社社长居立晗来说，更像一个传说。这位软件专业的大二学生接手这个社才半年，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压力。

　　按照“飞来峰”文学社的习惯，每任社长基本是由上任社长指定。居立晗摊开双手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被选中。他谦虚地说，肯定不是写得特别好吧，社长最主要的还是要有活动能力。面对着之前150多期的社刊，他当下最担心的是，下一期能够在什么时候完成作品的收集和编辑，并且顺利地印出来。

　　社团每年的大事，首先是组织文学大赛。但前几年，参加竞赛的作品非常少，比如诗歌组，偌大的学校，一共只有四五十篇稿子参加。担任评委的张德强都遗憾地表示难以选择。不过，这两年投稿的数量又明显增加了。

　　和以前会员要严格挑选不同，现在的“飞来峰”文学社对于有意加入者，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目前他们只有30多个成员。浙大文学联合会的成员多一些，有一百多名。

　　诗人张德强作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是“飞来峰”文学社的创社元老。这个文学社也从此成为了浙江各高校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省内不少知名作家都出自这个文学社。每年，张德强都会回到他熟悉的校园，担任一些文学竞赛的评委。可以说，他是一个校园文学演变的见证人。

　　说起往事，他仍然历历在目。当时编的刊物基本是油印的。至于经费来源，则由会员们凑。但也花不了多少钱，他说，大家的热情很高，只需要买些蜡纸，自己刻写，然后到学校的机器上去印。当然，油墨还是要花钱的，所以，一般就印50份左右。后来，高级了一些，从手写体升级到了印刷体。那是请学校的打字员用打字机打的。打字机那时还是很稀罕的，学校用来打印考卷什么的，电脑则根本没出现呢。

　　谈到文学创作的倾向，当时的他们深受“五四”以来的文学影响，特别关注社会现实。张德强的成名作是《真的猛士》，诗歌表达了他对张志新烈士的赞美和怀念，而这个标题显然取自鲁迅的文字。

　　物质条件简陋，然而，在张德强看来，那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年代。在当时的校园里，除了写诗，也有写小说、写剧本的。但大家更愿意把他们笼统地归纳到“诗”这个主题词之下，不仅因为诗是文学之塔上的尖顶，更因为年轻的写作者，不管他的体裁为何，总是洋溢着某种诗情吧。

　　值得欣慰的是，这种诗情仍然延续着。

　　我们现在读到的“飞来峰”会员的作品，即使从题目上看，《挂过黑帆的海》、《那一些黄昏》、《绿肥红瘦的秋天》、《悠远而温暖的旅程》，都仍然充溢着满满的诗意。而形式上的变化就更多了。

　　小居的作品，用他的话来说，既非小说，也非诗歌，他写的是“美文”。这是现在同学们写得比较多的一种类型。和20年前相比，写诗的人大大减少了。也许，当代年轻人复杂的情感，和他们迫切表达的心情，都不愿意受到韵律的约束吧。

　　目前就读的大学生，在中学里正好是新概念作文开始兴起的时候。和我们想像的不太一样，文学社的同学多半觉得，那种写法过于花哨，内涵欠缺，不怎么耐读。至于写作本身，会员们表示，他们没有想过将来要成为专业作家。写作，首先是出于表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