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干预：

　　社区里的“世界级课题”

　　从来没有一种疾病像艾滋病这样，向人类的智慧、勇气、伦理道德和生命的意义提出如此严峻的挑战。

　　在某些人看来，艾滋病无情地惩罚着那些“道德失足者”——吸毒者、生活不检点者，但事实上，如果不加控制，他们的痛苦将最终以不同的方式，转嫁到普通人身上。

　　3月6日，《浙江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实施5天之后，杭州市上城区湖滨街道“社区艾滋病综合防治试点”的启动——它意味着，“艾滋干预”，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开始在杭州的小巷和高楼间破题。

　　“我们谨记，生命无论何时，都是有尊严的；我们期盼，通过红丝带能够打开心灵的另一扇窗；我们期待，飘动的红丝带，播撒阳光般的希望。”

　　湖滨街道副主任童回春说，在艾滋病的“社区干预”中，最重要的，是温情和关怀。

　　“干预”这个词，在童回春的印象里，多少带点“强制”色彩。在工作中，她并不希望渲染这种色彩。

　　尽管，作为街道主管计生工作的副主任，童回春早已听说了“这个世界上，每天有8000人死于艾滋病，全球感染者数量已经达到3950万”的事实。

　　在杭州市，过去一年中，自愿接受HIV(艾滋病病毒)抗体初筛检测的5511人中，28人有阳性发现。

　　而市疾控中心的专家认为，“与每年高危行为的数字相比，一年不到6000例的资源检测，显得微乎其微”。

　　因此，面对艾滋病这一“世纪顽症”， 杭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所所长陈树昶说，这是一场“谁都不能指望擦身而过”的战役。而社区干预，无疑是一项最基础的攻坚战。

　　难以寻找的“起跑点”

　　3月6日下午，作为“社区干预”的最基础环节，东坡路社区公共卫生助理员钱丽华第一次行使针对艾滋病进行“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的职责。

　　需要做的事，看起来并不难。她来到社区内几家熟识的“美容美发”、“足浴店”，与服务员寒暄几句后，介绍身后来自市疾控中心的医生，说明来意：“为大家免费检查甲肝、乙肝、性病和艾滋病，如果发现有患病情况，我们会为她保密，由疾控中心与她保持单线联系。”

　　姑娘们什么样的反应都有：有人沉默了，有人喊“怕疼”，有人连忙说“我们已经办过健康证了”，钱丽华便解释“健康证检查中，不包括这四项内容”；也有人，爽快撸起袖子……

　　一个下午，在3家流动人口密集的服务型场所，医生为7名女青年抽取了血样。这样的结果，已经让与钱丽华同行的市疾控中心医生很满意。他们说，要是“小钱不在”，他们很可能“嘴巴说干”都“叫不动几个人”。

　　钱丽华的感触是，前几年街道开展的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为她此次“顺利履职”奠定了基础。她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进“场所”时的情形，她自己红了脸，摸不清访客来意的“小姐妹”则黑着脸不予配合。

　　几年社区计生工作干下来，小钱的想法发生了很大改变。以前对服务场所里的女孩，心里总有着说不上来的“隔膜”。而现在，她平和地将她们看作远离父母、需要关注的异乡人。

　　“公共卫生助理员，必须每周走访一次艾滋防控的重点人群”， 工作职责中硬邦邦的规定，在钱丽华看来，就是和生活在同一社区里的这些“小姐妹”，定期聊聊天，从询问她们“住在哪里，在杭州过得习惯吗”开始，进行一番真诚平等的沟通，在生活上给她们必要的帮助。

　　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钱丽华明白，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流动性大，“高危人群如同海市蜃楼，来得快去得也快，当你走近时，它就消散了”。这也是不少地方，发现“艾滋感染者近半数销声匿迹”的原因所在。

　　这位社区工作者对“艾滋防控”的感性认识是：“严防死守”重点人群，并不是什么好方法。只有用平常心看待社区中的流动人口，真正从关心她们生活状况的角度出发，在交流中进行健康教育，才是“艾滋社区干预”的有效起跑点。

　　将对生命的珍视置于“最前端”

　　“干预工作，如果没有一定的覆盖面和频次，就会失去应有的效果。”

　　作为此次“社区干预”的“技术指导”，杭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所所长陈树昶最关心的，不是一时一事的进展情况，而是社区艾滋病综合防治的“长效机制”。

　　在湖滨街道东坡路和涌金门这2个干预试验社区，除了计划对重点人群采取干预措施，为患者提供服务、消除歧视，为自愿咨询检测者提供规范化咨询、检测和健康教育外，社区还需重视的是，开展针对一般人群的宣传教育。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社区，是因为它们地处黄金地段，商业繁华，宾馆林立，娱乐场所多，流动人口多，是进行干预试验的理想社区。2004年，湖滨街道还被上城区确定为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五周期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项目“性病、艾滋病预防”的课题研究街道。

　　“在窗口单位和繁华街区设立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大型宣传广告牌，每个社区不少于四块；社区内设立艾滋病宣传栏或宣传橱窗，定期更换内容，全年不少于2次；对社区里的大、中学生每学期开展一次艾滋病防治的主题讲座；公共卫生助理员深入到社区居民中开展宣传教育；每年组织开展一次有一定影响的艾滋病宣传活动……”

　　在东坡路社区主任徐利民的工作笔记中，密密麻麻记录着针对一般人群的“干预措施”。他坦言，已经有人提出来——“社区里都是些老头老太，花钱干这些事，有用吗？”

　　徐利民的回答是，如果前些年说这些话还“情有可原”，跟不惹是非的老百姓聊“艾滋病”，真是“吓都能把他们吓跑”。

　　可如今，经过好些年的宣传教育，光是关于艾滋病的电视剧就看了不少，谈“艾”色变固然已很少见，但带着看客的心理，忽略“这一潜藏在所有人身边的世纪顽症”，显然是不可原谅的。

　　这与陈树昶的观点不谋而合。虽然，从事“艾滋干预”，意味着必须直面社会阴暗面，但克服对疾病的“恐惧、逃避、冷漠、歧视”，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或公民，必须挑起的担子。

　　“政府以项目的形式进行招标，每个社团或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凭项目书申领到经费，进行艾滋干预。例如美国芝加哥的霍华德布朗中心，通过到酒吧等场所对同性恋群体进行干预，包括发放资料、取样检测等，在艾滋防控的日常工作方面取得不小的成效。”

　　在陈树昶看来，尽管与艾滋防控的“美国方式”存在机构设置等方面的差异，但是，推行中的“浙江式”社区干预模式，一旦在“谁管理、谁给技术支持、怎样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效果将不逊于前者。

　　此次试行的社区综合防治，对社区所在的上城区政府、湖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市、区疾控中心都有明确的职责规定，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对生命的珍视置于‘最前端’”。

　　陈树昶的解释是，“疾病和传染源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通过吸毒共用针具群体、夫妻关系等一圈圈向外扩散”，这是每一个“珍爱生命的人都不容回避的问题”。

　　道德禁区不该是科学空白

　　“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艾滋病，1983年被人类首次发现、至今尚无特效治疗方法的人体获得性免疫系统缺乏综合症（简称AIDS），由于其传播渠道的隐蔽性以及与高危行为密切相关，成为一种令人难以启齿、惟恐避之不及的疾病。

　　这也许就是吾莺曾经“四处碰壁”的原因所在。

　　2003年2月，湖滨街道计生协会常务副会长吾莺，连续4个晚上来到辖区内规模最大的娱乐城，推广以“与城市接轨”为主题的青春健康培训计划。然而，“远离毒品”、“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说法，并不为娱乐城的负责人所接受。

　　这名负责人说，在娱乐场所开展远离毒品、生殖与避孕、预防性病、艾滋病知识培训，会有负面的宣传效果，有损企业形象，而且容易被社会舆论和广大的消费者所误解。

　　从国家人口形势到性病、艾滋病快速传播疫情，从员工个人素质提高到企业的利益受惠……吾莺费尽口舌，终于让这名负责人允诺进行一场培训。

　　“谁能说出艾滋病有几种传播途径？”

　　“我知道！血液，嘿嘿，两性行为……”

　　“以下哪些行为是安全的？”

　　“握手、拥抱、共用马桶……”

　　这次题为“亮丽人生——从关爱生命开始”的培训活动，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参与互动式培训法，变“主讲人”为“主持人”，使“倾听者”成为“参与者”，通过头脑风暴、角色扮演、小组讨论、主题发言等方式来探讨“怎样正确对待自己的生理冲动”、“如何预防性病与艾滋病”、“人际交往中的伦理与道德”……

　　让人印象最深的细节是，上城区“青春健康”讲师团的詹萍老师，利用娱乐场所常见的“鸡尾酒”调制法，告诉年轻人，原以为离自己很遥远、只有外国人才感染的艾滋病，其实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只有提高防艾意识，杜绝不安全两性行为，才不会像实验里那些清纯透明的水那样，变成可怕的血红色。

　　这次培训，引发了社区居民对于艾滋防控手段的大讨论。最后，那位曾经拒绝培训的娱乐城负责人，给吾莺打了个这样的电话：“本以为会很难堪，没想到，公司竟因此出了名——现在，公司的公众形象是很规范、很阳光……”

　　这次培训，也被看成是湖滨街道进行艾滋“社区干预”的一次预演。陈树昶的评价是，无论是先行者的勇气，还是街道探索的“人性化”和“生动有趣”的培训方式，都值得试点社区在日后的工作中加以借鉴。

　　“道德禁区不该是科学的空白，知识是艾滋病最佳的疫苗。”这也是东坡路社区主任徐利民立志要将艾滋防治这一“世界性课题”，在社区的小巷和高楼间得以“攻克”的理论来源。

　　他提出，社区的知心话疗、议事广角、时政快车等“品牌项目”，都可以拿来为普及防艾知识、转变防艾理念所用。

　　情人节，每对到湖滨街道辖区所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情侣，都会收到一份玫瑰色的“情人节礼物”：一张温馨卡，一朵玫瑰花，一盒计生用品。

　　显然，这份玫瑰色的温情提示，比生硬的宣教更为吸引人。童回春清晰记得，第一年实行“玫瑰方案”时，街道准备的1500多份小礼物很快就赠送一空。

　　在这次针对艾滋的“社区防控”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在向过往行人分发知识手册和计生用品时，首先送上的，也是一枝玫瑰，和同样灿烂绽放的笑容。

　　没有爱心，原本就很艰难的防艾之旅将会寸步难行。

　　谈起偏见的危害时，陈树昶颇为感慨。在他2004年开始同性恋干预工作时，流言四起，传说市疾控中心有个同性恋。这也是陈树昶着力推进艾滋病“社区干预”的原因之一。从他本人的经历中，就可以看出“别人的态度”对于我们言行的影响。

　　“要么现在行动，要么日后付出代价”。10年前，印度和南非的感染者还很少，但他们当时无所作为，现在就出现了数以百万的感染者。中国目前面临相似的问题：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民众防艾意识不足。

　　令人庆幸的是，总有一些有觉悟的人，抛开世俗的偏见，愿意突破观念禁区。陈树昶认为，目前公共卫生助理员行使的职能，今后很有可能通过重点人群中的志愿者，进行“同伴教育”。那样的话，效果会更显著。

　　面对艾滋病这一“世纪顽症”，陈树昶说，这是一场“谁都不能指望擦身而过”的战役。而对于可能遭遇的困难，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在面向社区工作者的“防艾知识培训”中，陈树昶主张加入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以便工作人员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提供帮助。他还计划在培训师中，增加心理干预方面的专家，因为，足够的“挫折教育”，能让我们在防控艾滋的爱心旅途中，变得更加“坚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