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声一辈子与小麦结缘，一粒麦种让他声名大振。

　　这一次，他更是作为２００６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唯一得主，站在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中央，从胡锦涛总书记手中接过殷红的奖励证书。

　　记者眼中的李振声

　　淡泊名利 严以律己

　　大年初三，记者来到李振声家中。

　　客厅茶几上放着女儿年前送来的花篮，中间特意插上了一束麦穗。墙上挂着几幅朋友赠送的装裱精美的国画。正上方和旁边角落里分用图钉挂着李先生手书的几幅没有装裱的作品，分别是“宁静致远”四字横幅、杜牧的《山行》和一幅“自律格言”，上面写着“做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做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记者注意到，李先生作品上加盖的引首章，也是“严宽”二字。

　　落座后记者开始提问。

　　“小偃６号亩产可以达到多少呢？”

　　“６００公斤左右吧。”

　　“小偃６号大面积推广有多少年了？”

　　“目前它的种植面积比较少了，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作为陕西省的骨干品种推广有十五六年的时间吧。”

　　“那累计播种面积有多大呢？”

　　“你最好不要这样去算它。”听出记者问话的用意，一向谦和的李振声立时严肃起来，“有人喜欢拿出一两个高产，或者超高产的品种说推广了多少，可以多养活多少人。我很不喜欢这样算。你最好不要这样写，这不客观，会造成误导。虽然高产的品种在实验田里亩产可以达到７００公斤，但我国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才只有３００多公斤。小面积上的产量突破只展示了一种前景，但解决粮食生产问题要靠大面积的稳产，而不是一两个高产、超高产品种。”

　　“我们国家一半以上的耕地是中低产田，我认为小麦育种的思路应该集中在如何培育能在中低产田里实现相对高产和稳产的品种。”

　　接下来的采访中，记者一直试图将话题引到科研以外的领域，但每次李先生都一语带过，然后再度谈起小麦、育种、粮食增产、节约型农业这些他操了一辈子心的话题。谈到高兴处眼里会流露出兴奋的光芒，记者不忍打断。每每涉及专业知识或重要数据，先生都会立刻起身，或去女儿送的花篮里抽出几支麦穗，或去书架上取下几本大部头的著作，一定要给记者讲个清楚。

　　然而这样一位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养活了几亿中国人的大科学家，当年步入科学之门的初衷竟是为了糊口。

　　１９３１年，李振声出生在山东淄博农村。虽然家境贫寒，但重视教育的父母一直供他念书，先私塾，后学堂。１３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一人带着４个孩子，日子愈发艰难。李振声在哥哥的资助下读到高中二年级，便再也无力支撑。

　　辍学后的李振声只身来到济南，“想托人找个营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街上看到了山东农学院的招生启事，“提供食宿”四个字吸引了李振声。于是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考了，没想到考上了。

　　忆及当年，李振声说：“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又有饭吃，又能上大学，所以也就对这个机会特别珍惜，学习比较努力。”

　　１９５６年，李振声从北京中科院来到陕西杨凌的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走上了小麦远缘杂交育种研究之路，一走就是５０年。

　　当时正赶上西北小麦产区条锈病大流行，造成减产２０％到３０％。李振声说：“当时我就想能不能通过小麦与天然牧草的杂交来培育一种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

　　这项研究在当时被许多人视为畏途。到１９７９年，李振声的研究终于取得突破，他培育的集持久抗病性、高产、稳产、优质等品质于一身的小偃６号在大面积推广中获得成功。当时陕西农村留传的“要吃面，种小偃”，让小偃６号不推自广。

　　小偃６号的成功，让李振声声名鹊起，各种奖励接踵而来。谈到这些，李振声只是淡淡的一句：“真正给我打分的是农民。”    

　　学生眼中的李振声

　　和蔼可亲 思想开明

　　“带着对李振声的崇敬之情，我报考了先生的研究生。很幸运，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中科院遗传发育研究所，成为李先生课题组的一名博士研究生。”童依平对自己当初报考博士生的情景记忆犹新。

　　作为李振声的接班人，童依平对自己的恩师满怀崇敬之情：“对待科研工作，李先生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十分关心学生的研究进展，总是主动与学生交谈，交换研究思路。”

　　小麦育种是李振声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在整个小麦生长期里，他经常前往研究所农场试验田，亲自调查麦子的生长状况。

　　从寒风萧瑟的早春时分到骄阳似火的盛夏时节，总能看到李先生在田间地头工作的身影。童依平说：“有时，先生突然发现一个好材料就像找到了一个宝贝，并且总能想出办法把这个材料尽快用到育种工作中去。往往在田间工作大半天，我们都感到有点儿累了，他仍然不知疲倦地调查记录。这种对工作的热忱和激情鼓舞着后辈，让我们感受到他对待本职工作的朴素的情感。”

　　女儿眼中的李振声

　　慈爱严谨 生活朴素

　　在女儿眼中，李振声既是一个平易简朴的父亲，也是一个慈爱严谨的父亲。“他自己非常正直。工作上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生活上非常朴素，从不挑食，绝不浪费粮食。”

　　李滨是李振声的二女儿，在陕西长大，１９８７年才回到北京，当年２９岁，一直在李振声课题组工作，一家三口也一直和李振声住在一起。“他在家里常常是写东西，也就吃饭的时候交流，讨论工作基本是在单位。”

　　尽管“交流很少”，李滨清晰地记得不善于用语言表达爱的父亲在她６岁生病时，带她去杨凌看病的情景：“老中医家很远，需要上一个很大的坡，父亲用自行车推着我满头是汗，后来又背着和抱着我坐火车，没让我走过一步路。”“还有一次是我快４０岁的时候生病的一次，父亲对我非常关心，在家悉心照顾我，但他从来不在外表上显示对你的爱，可能是父亲山东人性格的缘故。”

　　１９５６年，我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条锈病大流行。国家的粮食产量当时只有２０００多亿斤，就有１００多亿斤被条锈病给吃掉了。李振声带领着课题组，分别试用了９种牧草与小麦杂交，终于有３种成功，其中长穗偃麦草和小麦的后代表现最突出。但是这仅仅是第一步，难题接踵而至，比如杂交的第一代多数不育。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通过反复试验来改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父亲和母亲分别主持了两个不同的课题，他们经常出差蹲点，忙得照管不了我们。”李滨说，“那时等父母回来的时候，感觉就特别好，可以和妈妈睡到一块了，和爸爸睡到一块了，比过年还高兴。”

　　“父亲今年７６岁了，已经从中科院副院长的职位上卸任，他不会玩牌、不会打麻将，就是看看电视，散散步，常常爱去小麦育种基地走走。”记者问到李先生的爱好时，李滨毫不犹豫地说：“毛笔字，一有时间就写。”

　　得知李先生决定将这次的５０万元个人奖金全部捐给单位，作为学生的“助学基金”时，李滨说：“我们没有意见，全力支持父亲。”

　　（本报综合新华社2月27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