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8岁的李清曦中断高中学业，告别父母师友，独自去澳大利亚留学。两年后，他疲倦地拖着一个箱子回了国，里面没有文凭，没有居留证明，甚至连在国外买的衣服，也统统没有。里面只装着一个陪他度过大半留学生活的游戏机。他变成一个“海带”（海外归来的待业青年），前途一片渺茫。

　　经过一年的反思，李清曦将自己的留学生活写成一本书——《别了，澳大利亚》，在书里，他坦言自己留学生活的诸多过失和悔恨。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出国留学

　　“太简单了”

　　2001年，李清曦的父亲几乎毫不犹豫作出了送儿子出国留学的决定。而那时候，他们甚至还没搞清楚，国外教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古典的校园，很小的课堂，只有十几个人，自由而活跃，周围全是老外的面孔，大家在一起用英语交流学习。”当时，这名不满18岁的高二学生，通过《北京人在纽约》，以及各种杂志，在脑海中模糊地构建起国外留学的幻象。

　　“太简单了，就像在国内一样，就是学习，不用想别的。”出国前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李清曦，想象中的留学就像去一所国外的高级中学。

　　而李清曦的父亲李洁，决定送儿子出国的理由更是简单。

　　“潮流。”他使劲憋出这个词儿来。然后，他开始扳着手指算，不到一分钟，就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几乎不停顿地说出十几个同事的名字。在2002年前后，这些人全都先于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国外读书。

　　李洁没什么犹豫就立即开始替儿子办手续。不过这一切，李清曦并不知情。直到半年以后，高二只读了一个学期的李清曦得知，签证已经批下来，自己马上就可以出国了。

　　班上13名学生

　　竟然有12名是中国人

　　在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上，李清曦甚至不会填写自己的入境申请表，多亏临座一个陌生人帮助才对付过去。

　　澳大利亚给李清曦的第一印象，堪称完美。

　　在此之前，他和父亲李洁对这个国家主要的信息，都来自网络和一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那里面写着这个国家简略的历史。而现在他可以用眼睛亲自打量这个国家了：天空是从未见过的蓝，空气很新鲜，别墅掩映在花丛绿树里，路边栽满花草。

　　“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生活，不是像在天堂里一样享受吗？”李清曦这样告诉自己。可是第一堂语言课就击碎了他的梦想。

　　走进教室前，他又一次想象起自己向往的留学生活：一个大部分是西方人的学校，班上只有一两个留学生，课堂气氛浓厚，课下气氛活跃，身处英语的环境……

　　结果，他看到了“一张张黄种人的脸”。班上13名学生，竟然有12名是中国人，且都讲汉语。

　　“你好，你从哪儿来。”坐在他身边的一位用标准的普通话问他。然后，大家继续用汉语聊天。

　　“也许只有这个班是这样吧？”他有些疑惑和懊恼，但心存侥幸。

　　结果，下课以后他发现，在喧闹的走廊里，除了几个外国面孔的老师外，几乎全是中国人，男女分堆，大声嚷嚷。

　　除了校园环境优美，这里和他在国内的高中竟然没什么不同。当然，也有区别，男孩子坐在阳台上大大咧咧抽烟，没有老师来管。

　　他又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其他楼层，也许在高中或大学预科班，情况会好些吧？

　　答案同样让他失望。他最终发现，这家学院里，97％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剩下的是一两个日本人、一两个韩国人和四五个中东人。中国人互相很少讲英文，而是用掺杂着各地方言的普通话交流。

　　想得什么病就得什么病

　　想病多久就病多久

　　在国内上高中的惯性，让刚到澳大利亚的李清曦憋足了“好好学习”的劲儿。不过他很快发现，环境变了。周围的小留学生，大多都是在百无聊赖地混日子。

　　他发现，澳大利亚的老师，除了讲好自己的课外，其他的方面很“尊重”学生的选择，听不听课，甚至来不来上课，他们都不太在意。

　　虽然这所学校对出勤率也有要求，可是身边大多数中国小留学生，天天逃课，不写作业。而且他们一点也不担心。

　　很快，李清曦洞悉了这些小留学生的一些“小把戏”：找当地华人医生开假诊断书。“想得什么病就得什么病，想病多久就病多久”，只要交了钱，这样一份像模像样的诊断书，就可以成为他们逃课的借口。

　　而为了钱，这些华人医生已经把开这种诊断书，当成了常规生意。

　　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清曦逐渐开始放松自己，他不再坚持听当地英文广播，也不再费力地去搜想英文单词表达，而是开始和周围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直接用中文交流。

　　他在澳大利亚读高中时，学到的东西也过于简单。直到如今，回忆起当时的上课内容，他还会把头向上一扬：“那就是我们小学学过的东西。”

　　过去在国内堆积如山的作业不见了。每天，他花一个小时就能写完作业，然后给自己留下大段的空余时间。

　　这个18岁的男生感到寂寞。电脑游戏和聊天成为他闲暇时间的主要陪伴。

　　生活不易

　　滞留澳大利亚26个月，李清曦总共花费超过了20万元人民币。不过，李洁后来偷偷问过送孩子出国的家长，他们都认为，“你儿子花得并不算多”。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美英读中学的中国小留学生，每年学费、生活费就超过了15万元人民币。即使去塞浦路斯这样的小国，学酒店管理4年也要花掉30万元。而在李清曦出国前后的几年里，一份调查称，送子女出国的家长如同“背上了高利贷”。以新西兰为例，每个小留学生每年最少要花费16万元。而在加拿大，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要拿到学士学位一般需要5年半到6年半的时间，每年至少需要12万元人民币。

　　许多小留学生在外面过的日子并不安逸。李清曦的一位好朋友，迫于生计，只能四处找工作，最潦倒的时候连个面包都买不起，只能饿肚子。为了挣够学费和生活费，他同时兼几分工，连续几天不睡，实在撑不住了，就在办公室趴一会儿。

　　而在国外打工，也完全不像想象中那样容易。一名曾在德国“飘”了两年最终空手而归的小留学生，因为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只能跟着别人一起去铺地板，赚钱买饭吃。

　　打电话都变成了一种“负担”

　　第一次打电话回家时，李清曦在电话这边哭了。“每天早上再也没有妈妈叫醒起床了”。他想家想得厉害。

　　最初，给家人打电话被当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每周日的下午，他会准时拨通家里的电话，向父母简单汇报一周情况。

　　一开始，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比如最近的学习、学校演讲比赛的结果，等等。但是这样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就没话说了。

　　时间久了，打电话便成了一种“负担”，除了互相问候外，可说的话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干脆电话也不打了，甚至有家人打来电话，也不想接。这样的场景经常可以看到：一帮小留学生聚在一起打牌，正到热闹时，电话响了，接起来的人捂住话筒喊：“×××，你老爸的。”那个人头也不抬回一句：“说我不在。”

　　经过几次搬家，他和另外3个小留学生住到了一起。这种合租方式，被称为“扎堆”。许多小留学生都过着扎堆的生活。

　　这是他最早开始接触其他小留学生的日常生活。

　　后来，他和几个游戏迷住在了一起。没过多久，从国内训练出来的自制力，便被电子游戏俘虏了。他“入了伙”，并且逐渐越玩越晚，每天至少要玩到12点以后。

　　一开始，李清曦还坚持着每天爬起来上课，只是因为时间紧张，早餐往往来不及吃。不过，渐渐的，因为没人管，他上课开始迟到，最后干脆演变成旷课。

　　游戏是这么令人沉迷，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学校对小留学生80％出勤率的要求。

　　结果，因为出勤率不够，在澳大利亚度过一年4个月之后，他收到了对小留学生最严厉地惩罚：注销签证，被逐回国。

　　这是2003年的8月4日，李清曦19岁刚过。

　　他开始参加自考

　　现在，李清曦在青岛一家文化单位有了自己的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十分认真。他已经能安静下来，正视自己留学的经历。用他的话说，“留学已经失败了，不能再让人生也失败”。

　　偶尔，他和爸爸李洁会一起交流留学得失，然后一起感慨：那时候真的太小了！

　　“我不后悔自己的经历。”李清曦说，不过他补充，如果重新选择，他会在国内读完一所大学之后，再选择出国。“那时候自我约束力就会强得多。”

　　他知道，像他一样的人，实在不少，只是没有几个人有勇气，敢公开说出来。

　　事实上，他当初身边接触到的11个小留学生里，有9个人已经回来了，而且只有极个别的人拿到了学位，其他人，都没有念完大学。

　　张伟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