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张爱琴的户籍栏上这样写着。但她知道，改变这个称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搬进姚江社区，变成城里人”，这是镇上的干部一年前承诺她的。和张爱琴一起要做“城里人”的，还有宁波市姚江社区的6000多位被征地农民。

　　不过，在宁波大学心理学教授陈传锋看来，一个农民要完成向居民的真正转型，绝不是改个户口本那么简单。

　　“对于被征地农民来说，由农民转换为居民的登记手续可以在一天完成。但是，其社会角色的心理定位和行为转换，却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陈传锋认为，除了需要物质上的安置外，更需要在心理上引导这些农民度过这段心理调适期。

　　年初，陈传锋与江北区合作的“城市化进程中农转居社区新居民的心理引导与教育服务对策研究”课题，成功申报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作为此次课题的研究样本，陈传锋带着他的学生走进姚江社区，了解农民市民化的心路历程。

　　过去我们认为，给被征地农民盖好了房子，给了补偿，交足社会保障金，农民都会很乐意成为城镇居民。可现在看来，并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愿意接受这种转型。

　　1月24日，早上7∶30，曹华英和孙芳平准时出现在姚江社区。这是她们开展蹲点研究的第六天，工作是继续走访记录住户的日常生活。

　　“早上，社区的广场人最多，打腰鼓、跳健身操，特别热闹，晚上社区里到处是扎堆聊天的农民，这是以前没机会观察到的场面。” 两个宁波大学心理系的大三学生兴奋地告诉记者。

　　来社区做调查早已不是一两回了，不过一般是来得晚、走得早，像这次一天到晚住在社区里的蹲点调查，对他们来说还是头一回。按照计划，这次研究将持续到25号，所有的调查日记将成为“农民市民化”课题的研究素材。

　　几天下来，大家都混熟了，大妈会热情地过来主动要求，“我们跳个秧歌给你们看看”。纯朴的农民说话不拐弯抹角，农民的想法在点滴的记录下渐渐明朗起来。

　　“过去我们认为，给被征地农民盖好了房子，给了补偿，交足社会保障金，农民都会很乐意成为城镇居民。可现在看来，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愿意接受这种身份转型。”

　　曹华英第一次进社区是去年的4月，在她的一次调查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被访者的记录：

　　“进小区之后物质条件是变好了，生活也方便多了，比方说道路干净，下雨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都是积水。”

　　“不过和过去比，现在的房子小，小区的人也很多不认识，楼梯走上走下也不方便，很多老人都在家里不出来，有种被关的感觉，有时想想，还是想回农村去生活。”

　　“造的楼每幢的样子都差不多，许多老人不识字，一出门就找不回自家的门，生活没有安全感。”

　　“过去，每个月劳保的280元，生活费足够了。水是用自己家井里打的，菜是自己种的，现在交交电费、水费、物管费就没了。”

　　社区居委会的负责人徐权中告诉记者，补偿金使用不当会给农民转型带来困难。许多人第一次手上有那么多钱，不知道怎么去用，一天到晚就去赌博，结果把钱赌精光，爱人也和他离了婚，“这样的故事这社区不是一两个”。

　　农民们说，过去想当城里人，可是等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后又觉得，做城里人也不见得都是什么好处。

　　“新鲜感之后，农民感到是一种失落。”陈传锋说，城市化绝不能忽略“人的城市化”，因为这才是城市化的本质。

　　农村的社会交往方式，主要是基于血缘与地缘，以家庭和村为单位的。当这种关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被打破时，农民需要尽快有新的归属感。

　　尽管是周日，徐权中的办公室并不安静，来居委会找他办事的人络绎不绝。

　　徐权中手上忙碌着，心情却是快乐的。“住户终于有了居委会管理的意识，以后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农民的物业管理工作难做，这是徐权中深有感触的。姚江社区的住户来自洪塘街道的14个行政村，农民们习惯了村级管理，居委会形同虚设。按照徐权中的说法，“什么五花八门的事都见识过了”。

　　有的人在阳台上养鸡，每天早上听到公鸡打鸣此起彼伏；有的人习惯了到河塘里洗衣服，住进公寓后，就端着衣服拎着水桶下楼，在路边架起木板，打开小区的窨井盖，从里面舀水洗衣服；社区上门通知住户开会，农民却说：“我们村里开会都发钱的，你发我多少钱？”

　　看到头痛的徐权中，陈传锋帮他分析并提了一个建议：“农村的社会交往方式，主要是基于血缘与地缘，以家庭和村为管理单位。当这种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被打破时，农民最需要尽快有新的归属感。”

　　“新的归属感”，徐权中观察了一下，最没有归属感的，就是一些整天在社区里转悠的老人，“不如组织几个文艺团体，又锻炼身体，又可以培养组织观念。” 徐权中决定先从老年人身上找“突破口”。

　　让农民参加什么文艺团队呢？徐权中跑去问一位60多岁的老大哥：

　　“大哥，你们以前是做什么的？”

　　“种田的。”

　　“不是这个，你们15岁之前喜欢耍什么？”

　　“跑马灯啊。”

　　跑马灯，徐权中没见过，不过他还是在社区里风风火火成立了跑马灯队，结果把一帮上了年纪的老人全吸引来了。报名的人太多，徐权中又成立了腰鼓队、秧歌队等8支业余文体演出队，每天早上准点，100多位农民齐刷刷地练开了。

　　时间一久，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徐权中注意到，只要发到文艺队的通知，在社区里的传达效果都特别好。徐权中曾经在组织演出队外出表演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和老人们说过，“看看人家社区多干净”。不久他发现，社区里原本扔在垃圾桶的垃圾，全都装进垃圾袋，规矩地躺进了垃圾桶。

　　徐权中办公室的一角，放着一块文明宣传牌。“前两天，一个小区的大爷在路上拉住我，手上拎着这块牌子。他告诉我，楼道上的这张文明宣传牌掉下来，怕被人捡走，干脆就拿到居委会来了。”

　　在徐权中看来，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这绝对是一个好兆头。

　　让农民转为市民，这个转型的跨度远比工人从一个工种到另一个工种的转变要大。如果没有特殊的辅助政策，他们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几代人的代价。

　　55岁的郑必销，白得晃眼的衬衫外打着领带，外面一件笔挺的深蓝色西服。

　　“这身衣服很帅嘛！”

　　老郑却出人意料地摇摇头说：“这是做保安的工作服，规定必须要穿的。”

　　当保安已经有3年的时间，但郑必销显然对现在“保安”身份没有多少认同感。

　　只有说起当年当农民的事，郑必销的表情才开始变得鲜活起来。“我过去可是种田能手。”老郑黝黑的脸上，是农民特有的自豪。

　　被征地前，郑必销在村里承包了20多亩地，种水果、禀草一类的经济作物，每年的收入有五六万元。“1995年，我花了12万造了一幢小洋楼，旁边就是一条小河，很漂亮的。”

　　虽然老郑也承认，过去自家房子再漂亮，也没有现在小区里的设施好，但他还是时常怀念过去的生活。“过去干活多自由，不像现在，每天8点上班5点下班，受别人的管。”

　　老郑每个月的工资是1000元钱，得到现在这份工作其实并不容易。虽然离社区不到400米的地方就是宁波的江北工业园区，但那是年轻人干活的地方。

　　离拿劳保还有5年的时间，但老郑并没有太多的生活压力。被征地后，老郑一家分到了三套一共240平方米的房子，他自己住一套，另两套出租，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租金收入。

　　在陈传锋看来，像老郑这样的农民，他们的忧虑不是来自现实的压力，而是来自对未来的不安全感。

　　“让农民转为市民，这个转型的跨度远比工人从一个工种到另一个工种的转变要大。如果没有特殊的辅助政策，他们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几代人的代价。”

　　第一次进社区时，社区图书室给陈传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百册的图书放了满满两书架，五十多平方米的地方每天都坐满了人。男的捧着杯子围成一圈聊天，女的坐在一边的沙发上织毛衣，三十多号人，硬是没一个人手上捧着书。

　　“很多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学什么都来不及了。我就给他们开讲座，告诉他们国际上划定，65岁以上才是老年人。我让符合青年人标准的举手，大伙儿都乐了。”回忆起那堂讲座，陈传锋自己也笑了。

　　与此同时，江北区相关部门也在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就业培训。“去培训不仅不要钱，学成一项就业技能还给300元奖励。”郑必销说，他的爱人就去参加了烧菜、缝纫、做点心等培训，“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开个店，或许还真能用得上”。

　　孙芳平甚至发现，社区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开始订报了，“主要是了解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一些工作信息。”在学者看来，这确实是一次不小的进步。

　　姚江社区的大门外，几块工地都在紧张地施工。“这里还会建设别的小区，过两年将有6万人要住在周围。”徐权中盘算着在社区成立一个物业管理公司，专门介绍一些年纪偏大的人去别的社区当保安。

　　如果说地域转移主要是政府选择的结果，职业转变主要是农民理性选择和市场选择的结果，那么，角色转型将是农民与政府互动的一种结果。

　　进门，换鞋，在客厅沙发落坐。男主人忙着用饮水器中的纯净水冲茶，女主人正在整理洗衣机里刚洗好的衣服。

　　张爱琴现在的生活，已经完全适应了城市。

　　当一个“城里人”，曾是农民张爱琴年轻时藏在心里的一个梦想。在她看来，城里有天一广场，有沿江公园，有宁波大剧院，这和她在农村根本没法比。

　　搬进姚江社区前，张爱琴特地去城里的亲戚家考察，花了足足8万元，将房子里外装修了一遍。“住社区，就得像个城里人一样生活。”她这样认为。

　　有一件事，一直让张爱琴耿耿于怀。去年9月，为了庆祝搬进姚江社区，张爱琴专门去派出所办了一张新身份证。本以为这张身份证的地址应该是“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姚江社区”，没想到，还是写着“郎家村大宗郎家”。

　　“怎么还写村的名字，我现在住的是姚江社区了。”张大姐拿着她那张身份证又嘀咕。

　　前几天，张爱琴参加了宁波天一广场的演出，当时有其他演员问她是哪里的，张爱琴回答得很利索：“姚江社区。”

　　张爱琴这种对角色的认同度，让陈传锋颇为惊喜。“如果说地域转移主要是政府选择的结果，职业转变主要是农民理性选择和市场选择的结果，那么角色转型将是农民与政府互动的一种结果。”

　　这说明，在社区半年多的心理引导工作，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

　　“你觉得自己是农民还是居民啊？”在社区采访时，除了有部分老年人对这个问题显得有些模糊外，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居民了。

　　走在社区里，徐权中悄悄地拉了拉记者的衣服。“你观察一下，这里的老人和城里人穿得一样时髦，许多人刚来时还穿老式对襟衣的。”

　　孙芳平告诉我们，在去年国庆的那次调查时，她发现旅游成了农民休闲的新选择——“许多家庭是全家出动，粗略统计了一下，大概社区里有20%的人都出外旅游去了”。

　　还有些农村的传统，曹华英反而希望能够继续保留下去。“比如说这里的人喜欢扎堆聊天，人与人很亲近，显得很有人情味，这是一般城市社区不太常见的。”

　　曹华英和孙芳平的父母都是农民，因此对这次调查特别用心。她们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能更好地去了解父母的生活，“也许他们很快也将面临由农民变为居民的角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