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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25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农民进城的“心理转型”
本报记者 余华 李月红
  “农民”,张爱琴的户籍栏上这样写着。但她知道,改变这个称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搬进姚江社区,变成城里人”,这是镇上的干部一年前承诺她的。和张爱琴一起要做“城里人”的,还有宁波市姚江社区的6000多位被征地农民。

  不过,在宁波大学心理学教授陈传锋看来,一个农民要完成向居民的真正转型,绝不是改个户口本那么简单。

  “对于被征地农民来说,由农民转换为居民的登记手续可以在一天完成。但是,其社会角色的心理定位和行为转换,却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陈传锋认为,除了需要物质上的安置外,更需要在心理上引导这些农民度过这段心理调适期。

  年初,陈传锋与江北区合作的“城市化进程中农转居社区新居民的心理引导与教育服务对策研究”课题,成功申报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作为此次课题的研究样本,陈传锋带着他的学生走进姚江社区,了解农民市民化的心路历程。

  过去我们认为,给被征地农民盖好了房子,给了补偿,交足社会保障金,农民都会很乐意成为城镇居民。可现在看来,并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愿意接受这种转型。

  1月24日,早上7∶30,曹华英和孙芳平准时出现在姚江社区。这是她们开展蹲点研究的第六天,工作是继续走访记录住户的日常生活。

  “早上,社区的广场人最多,打腰鼓、跳健身操,特别热闹,晚上社区里到处是扎堆聊天的农民,这是以前没机会观察到的场面。” 两个宁波大学心理系的大三学生兴奋地告诉记者。

  来社区做调查早已不是一两回了,不过一般是来得晚、走得早,像这次一天到晚住在社区里的蹲点调查,对他们来说还是头一回。按照计划,这次研究将持续到25号,所有的调查日记将成为“农民市民化”课题的研究素材。

  几天下来,大家都混熟了,大妈会热情地过来主动要求,“我们跳个秧歌给你们看看”。纯朴的农民说话不拐弯抹角,农民的想法在点滴的记录下渐渐明朗起来。

  “过去我们认为,给被征地农民盖好了房子,给了补偿,交足社会保障金,农民都会很乐意成为城镇居民。可现在看来,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愿意接受这种身份转型。”

  曹华英第一次进社区是去年的4月,在她的一次调查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被访者的记录:

  “进小区之后物质条件是变好了,生活也方便多了,比方说道路干净,下雨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都是积水。”

  “不过和过去比,现在的房子小,小区的人也很多不认识,楼梯走上走下也不方便,很多老人都在家里不出来,有种被关的感觉,有时想想,还是想回农村去生活。”

  “造的楼每幢的样子都差不多,许多老人不识字,一出门就找不回自家的门,生活没有安全感。”

  “过去,每个月劳保的280元,生活费足够了。水是用自己家井里打的,菜是自己种的,现在交交电费、水费、物管费就没了。”

  社区居委会的负责人徐权中告诉记者,补偿金使用不当会给农民转型带来困难。许多人第一次手上有那么多钱,不知道怎么去用,一天到晚就去赌博,结果把钱赌精光,爱人也和他离了婚,“这样的故事这社区不是一两个”。

  农民们说,过去想当城里人,可是等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后又觉得,做城里人也不见得都是什么好处。

  “新鲜感之后,农民感到是一种失落。”陈传锋说,城市化绝不能忽略“人的城市化”,因为这才是城市化的本质。

  农村的社会交往方式,主要是基于血缘与地缘,以家庭和村为单位的。当这种关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被打破时,农民需要尽快有新的归属感。

  尽管是周日,徐权中的办公室并不安静,来居委会找他办事的人络绎不绝。

  徐权中手上忙碌着,心情却是快乐的。“住户终于有了居委会管理的意识,以后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农民的物业管理工作难做,这是徐权中深有感触的。姚江社区的住户来自洪塘街道的14个行政村,农民们习惯了村级管理,居委会形同虚设。按照徐权中的说法,“什么五花八门的事都见识过了”。

  有的人在阳台上养鸡,每天早上听到公鸡打鸣此起彼伏;有的人习惯了到河塘里洗衣服,住进公寓后,就端着衣服拎着水桶下楼,在路边架起木板,打开小区的窨井盖,从里面舀水洗衣服;社区上门通知住户开会,农民却说:“我们村里开会都发钱的,你发我多少钱?”

  看到头痛的徐权中,陈传锋帮他分析并提了一个建议:“农村的社会交往方式,主要是基于血缘与地缘,以家庭和村为管理单位。当这种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被打破时,农民最需要尽快有新的归属感。”

  “新的归属感”,徐权中观察了一下,最没有归属感的,就是一些整天在社区里转悠的老人,“不如组织几个文艺团体,又锻炼身体,又可以培养组织观念。” 徐权中决定先从老年人身上找“突破口”。

  让农民参加什么文艺团队呢?徐权中跑去问一位60多岁的老大哥:

  “大哥,你们以前是做什么的?”

  “种田的。”

  “不是这个,你们15岁之前喜欢耍什么?”

  “跑马灯啊。”

  跑马灯,徐权中没见过,不过他还是在社区里风风火火成立了跑马灯队,结果把一帮上了年纪的老人全吸引来了。报名的人太多,徐权中又成立了腰鼓队、秧歌队等8支业余文体演出队,每天早上准点,100多位农民齐刷刷地练开了。

  时间一久,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徐权中注意到,只要发到文艺队的通知,在社区里的传达效果都特别好。徐权中曾经在组织演出队外出表演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和老人们说过,“看看人家社区多干净”。不久他发现,社区里原本扔在垃圾桶的垃圾,全都装进垃圾袋,规矩地躺进了垃圾桶。

  徐权中办公室的一角,放着一块文明宣传牌。“前两天,一个小区的大爷在路上拉住我,手上拎着这块牌子。他告诉我,楼道上的这张文明宣传牌掉下来,怕被人捡走,干脆就拿到居委会来了。”

  在徐权中看来,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这绝对是一个好兆头。

  让农民转为市民,这个转型的跨度远比工人从一个工种到另一个工种的转变要大。如果没有特殊的辅助政策,他们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几代人的代价。

  55岁的郑必销,白得晃眼的衬衫外打着领带,外面一件笔挺的深蓝色西服。

  “这身衣服很帅嘛!”

  老郑却出人意料地摇摇头说:“这是做保安的工作服,规定必须要穿的。”

  当保安已经有3年的时间,但郑必销显然对现在“保安”身份没有多少认同感。

  只有说起当年当农民的事,郑必销的表情才开始变得鲜活起来。“我过去可是种田能手。”老郑黝黑的脸上,是农民特有的自豪。

  被征地前,郑必销在村里承包了20多亩地,种水果、禀草一类的经济作物,每年的收入有五六万元。“1995年,我花了12万造了一幢小洋楼,旁边就是一条小河,很漂亮的。”

  虽然老郑也承认,过去自家房子再漂亮,也没有现在小区里的设施好,但他还是时常怀念过去的生活。“过去干活多自由,不像现在,每天8点上班5点下班,受别人的管。”

  老郑每个月的工资是1000元钱,得到现在这份工作其实并不容易。虽然离社区不到400米的地方就是宁波的江北工业园区,但那是年轻人干活的地方。

  离拿劳保还有5年的时间,但老郑并没有太多的生活压力。被征地后,老郑一家分到了三套一共240平方米的房子,他自己住一套,另两套出租,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租金收入。

  在陈传锋看来,像老郑这样的农民,他们的忧虑不是来自现实的压力,而是来自对未来的不安全感。

  “让农民转为市民,这个转型的跨度远比工人从一个工种到另一个工种的转变要大。如果没有特殊的辅助政策,他们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几代人的代价。”

  第一次进社区时,社区图书室给陈传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百册的图书放了满满两书架,五十多平方米的地方每天都坐满了人。男的捧着杯子围成一圈聊天,女的坐在一边的沙发上织毛衣,三十多号人,硬是没一个人手上捧着书。

  “很多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学什么都来不及了。我就给他们开讲座,告诉他们国际上划定,65岁以上才是老年人。我让符合青年人标准的举手,大伙儿都乐了。”回忆起那堂讲座,陈传锋自己也笑了。

  与此同时,江北区相关部门也在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就业培训。“去培训不仅不要钱,学成一项就业技能还给300元奖励。”郑必销说,他的爱人就去参加了烧菜、缝纫、做点心等培训,“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开个店,或许还真能用得上”。

  孙芳平甚至发现,社区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开始订报了,“主要是了解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一些工作信息。”在学者看来,这确实是一次不小的进步。

  姚江社区的大门外,几块工地都在紧张地施工。“这里还会建设别的小区,过两年将有6万人要住在周围。”徐权中盘算着在社区成立一个物业管理公司,专门介绍一些年纪偏大的人去别的社区当保安。

  如果说地域转移主要是政府选择的结果,职业转变主要是农民理性选择和市场选择的结果,那么,角色转型将是农民与政府互动的一种结果。

  进门,换鞋,在客厅沙发落坐。男主人忙着用饮水器中的纯净水冲茶,女主人正在整理洗衣机里刚洗好的衣服。

  张爱琴现在的生活,已经完全适应了城市。

  当一个“城里人”,曾是农民张爱琴年轻时藏在心里的一个梦想。在她看来,城里有天一广场,有沿江公园,有宁波大剧院,这和她在农村根本没法比。

  搬进姚江社区前,张爱琴特地去城里的亲戚家考察,花了足足8万元,将房子里外装修了一遍。“住社区,就得像个城里人一样生活。”她这样认为。

  有一件事,一直让张爱琴耿耿于怀。去年9月,为了庆祝搬进姚江社区,张爱琴专门去派出所办了一张新身份证。本以为这张身份证的地址应该是“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姚江社区”,没想到,还是写着“郎家村大宗郎家”。

  “怎么还写村的名字,我现在住的是姚江社区了。”张大姐拿着她那张身份证又嘀咕。

  前几天,张爱琴参加了宁波天一广场的演出,当时有其他演员问她是哪里的,张爱琴回答得很利索:“姚江社区。”

  张爱琴这种对角色的认同度,让陈传锋颇为惊喜。“如果说地域转移主要是政府选择的结果,职业转变主要是农民理性选择和市场选择的结果,那么角色转型将是农民与政府互动的一种结果。”

  这说明,在社区半年多的心理引导工作,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

  “你觉得自己是农民还是居民啊?”在社区采访时,除了有部分老年人对这个问题显得有些模糊外,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居民了。

  走在社区里,徐权中悄悄地拉了拉记者的衣服。“你观察一下,这里的老人和城里人穿得一样时髦,许多人刚来时还穿老式对襟衣的。”

  孙芳平告诉我们,在去年国庆的那次调查时,她发现旅游成了农民休闲的新选择——“许多家庭是全家出动,粗略统计了一下,大概社区里有20%的人都出外旅游去了”。

  还有些农村的传统,曹华英反而希望能够继续保留下去。“比如说这里的人喜欢扎堆聊天,人与人很亲近,显得很有人情味,这是一般城市社区不太常见的。”

  曹华英和孙芳平的父母都是农民,因此对这次调查特别用心。她们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能更好地去了解父母的生活,“也许他们很快也将面临由农民变为居民的角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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