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电影，编剧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落实导演的品位和欲求。除了编剧技巧外，一个货真价实的观念也好，一种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也好，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角度也好，缺少这些的话，技巧再好也是贫乏的。

　　这种“大片”格局，我觉得是从几位大导演尝试改变的时候出手不慎开始的。他们并没有以一种更开阔的艺术视野去面对转型，几乎都是以否定自己原来坚持的价值、否定艺术电影的价值，以一种断裂的方式，进入到新的类型里的。

　　为什么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商业逻辑所俘虏？我觉得，他们几位始终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他们没有更新为一种现代艺术家的心理结构。

　　我非常喜欢《黄土地》。如果把它放到社会史的角度去考察，就会看到，实际上它融入到整个寻根文学，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大思潮里面，是大思潮在电影上的实践。到《红高粱》时，1987年前后，改革经过很多波折，改革过程中的强者意识、英雄意识、精英意识非常强。《红高粱》中所展现出来的所谓酒神精神，跟整个社会思潮的要求也非常符合。

　　回过头去看，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从当代文学作品中改编过来的。这也暗合了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他们通过文学的牵引，来形成他们的讲述，这种讲述背后，是时代潮流。几位导演透露出来的独立思想力、独立判断力，都是有限的。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突然迎来一个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开始迷失了。他们找不到一个外在的主流价值来依托，因为主流价值本身被分裂成许多矛盾的、悖论的东西。

　　这时候，有一个主流价值出现了，就是商业。商业变成英雄，经济的活动一统天下，而文化的活动、思想的活动被边缘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制作商业电影，高投入高产出的电影，就变得师出有名。从出发点上它有了很好的借口，就是中国需要建立电影工业，很理直气壮。

　　于是一些导演摇身一变，成为抵御好莱坞的英雄。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拍电影，不拍商业大片，好莱坞会长驱直入，中国电影就死掉了。

　　因为商业上的成功，他们的功名心也膨胀到了无限大。

　　现在，中国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这种集中资源，集中地获得利益，给中国电影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年轻导演的影片根本无法进入影院。

　　作为一个导演，如果没有自己的心灵，没有独立的自我，在多元时代里就无法表达自我。每个人的文化基因都难免有缺陷。我想强调的是，你应该明白并去克服这种缺陷，你应该去接受新的文化，来克服自己文化上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