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原中航总朱育理总经理曾经非常动情地说过，一个型号‘干掉’了我们4位‘部长’。可以说，我们付出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的艰辛。我本人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更有幸和大家一起拿这个接力棒的最后一棒冲向了终点。”

　　台海演习的一幕让他记忆深刻

　　公开亮相后，刘高倬不禁感慨，歼－10飞机的研制经历了太多的沟沟坎坎，但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

　　刘高倬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现为中国一航科技委第一主任、中国航空学会理事长。在他的带领下，七年间中国一航开发出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实现了在军机、发动机、空空导弹上的三大跨越，完成了机载设备和系统的升级换代。

　　也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一航自行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歼－10战斗机，并批量装备部队。

　　作为歼－10飞机项目的行政总指挥，刘高倬用里程碑来形容歼－10飞机的研制成功对中国航空工业的意义。他说，歼－10的研制缩短了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完成了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的跨越。

　　有一幕，刘高倬至今记忆深刻。某次他受邀参观我军演习，演习中台湾方面的飞机在台海中线上面看到我方只有歼-8的时候，就越过中线晃悠晃悠飞了过来。当看见我方苏27起飞了，就乖乖地缩了回去。

　　“当时空军的同志告诉我，他们翘首以盼拥有自己的先进战斗机。那时我就想，一定要竭尽全力拿出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战斗机。”他说，“今天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了。”

　　缘于当年小平同志的战略决策

　　在他看来，歼-10可以和当代最发达国家在役的主战机种相匹敌。“美国现在在役的主战机种是F16，歼-10比初期的F16要好得多。”他向记者简单评述了歼-10，“F16现在批量装备，我们的歼-10也批量装备；F16在不断改进，我们歼-10也在不断地改进。”

　　刘高倬回忆，当初开始研制时，我们的基础非常薄弱。很多技术我们国家没有，也缺乏对新一代飞机设计、制造、试飞等技术的开发和积累，有些甚至在概念上都需要重新建立。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开拓。”刘高倬说，“我们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我们挺住了，锲而不舍地坚持下来了。”

　　刘高倬记得很清楚，对于歼-10，曾经有人用近乎嘲笑的语气对他讲，“5分钱还想上长城！”刘高倬对此不以为然，“如果没有阿波罗计划，我们人类今天还在地球上。如果当初没有邓小平同志的战略决策，我们大概也不可能有今天令人骄傲的新型歼击机。”

　　歼-10的曲折还体现在“三滴油”故事中。首飞日期已定，而且报告已获中央领导批准。临近首飞时开了一个非常凝重的会议，会上有不少不同意见。最后目光落在了刘高倬身上，刘高倬决定首飞。

　　“但是，第二天下午再做发动机开车时，发现了三滴油，开了两次会找不到原因。”刘高倬顶着巨大压力决定暂缓首飞，“也许‘三滴油’不至于影响首飞，但是我们要干的是精品，必须精益求精，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

　　我们正在研发第四代

　　“什么叫做前人没做过的事？就是要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成与败的考验。”刘高倬用一个试飞故事诠释了其中的含义，“从录像上我们看见，首席试飞员同志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与屈建忠同志（中国一航试飞院负责人）抱头痛哭。我问他为什么与老屈抱头痛哭。他说当时天气不好，在上飞机的时候，看见屈建忠同志掉头抹眼泪，但假装没有看见，怕影响情绪。”

　　“谁都知道试飞事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事业，这次迈出了这一步，油门一拉，飞机出去了，能不能回来？这就叫作生离死别。”歼-10首飞时，刘高倬的脑袋一片空白，现场所有人都鸦雀无声，试飞员的妻子一个人坐在那里强忍眼泪悄悄等候，“首飞终于成功了，几乎所有人都抱着试飞员，这种发自肺腑、发自内心的宣泄，非常自然。”

　　歼-10终于获得了成功。这后面，中国一航副总工程师许德仍在与病魔作着顽强的抗争，歼-10试飞总师周自全因工作操劳奔波曾被医院下过病危通知，而中国一航成飞公司总经理杨宝树以及肖党生、袁承昌等人更因工作而忽略了身体，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2006年12月15日，美国新一代战机F35已经完成首次飞行。面对未来的激烈竞争，刘高倬告诉记者，现在歼-10已经形成系列化发展态势，在歼-10平台上后续机型已经展开了研制，“我们在做两件事，一个是歼-10飞机的进一步改进，利用这个平台把新的技术用上去。同时我们也在研发第四代，以适应保卫祖国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