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关于西安事变的“捉蒋”过程，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回忆”及影视作品。王玉瓒作为当年“捉蒋”过程的亲历者，便把这一段历史，化作一封封书信，从落户的基层派出所，一直寄到叶剑英同志手中。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年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我们这些军官起初是不赞成和平解决的。一天晚上，张学良副司令让副官处通知我们七八个军官到张公馆开会。刚刚落座，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就进来了。周副主席身着灰棉衣，面孔有点消瘦，眼眉很重，两眼特别有神，我就坐在他的斜对面；叶参谋长微胖的脸庞十分白净。我本来也是不赞成放蒋的，听了周副主席半个多钟头要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谈话，觉得句句都讲在理上，启开了我们的脑筋，我就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主张。’”王文成说。

　　王玉瓒写给叶剑英的这封信，长达６０００字，信的结尾这样写道：“关于从西安事变到现在的这４３年中，我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捉蒋和云南起义这两件事，如果需要调查核实，请向我提出的见证人，征取书面证明，即可完全清楚了……”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很快把王玉瓒的信批转，并责成辽宁省委“速办”。由于王玉瓒当时在抚顺的大儿子家住，时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的黄欧东同志便批示“请抚顺市委调处”，并派秘书专程赶赴抚顺催办。接着，抚顺市委决定“由市委统战部调查处理，并将结果报市转省”。

　　事后，负责外调的同志曾介绍了全部的调查过程：“我们于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５日出发，同年１０月７日返回抚顺，在这３个半月的时间里，日夜兼程，总计行程８７００公里；查证２２个线索；因为首长工作繁忙，所以为访吕正操同志，等了３天，找了６次；为访万毅同志，等了４天，找了７次；为访刘澜波同志，等了９天，找了１０次……还访问了原张学良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以及原东北军１０５师师长刘多荃……”外调人员还特别对王文成的大哥说：“你父亲所提供的材料，没有一句假话。”

　　为了澄清临潼华清池“捉蒋”过程真相，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全国政协文史办借西安事变４５周年之机，邀请王玉瓒等亲历者到北京召开了关于华清池“捉蒋”等相关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主持，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铭、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的原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原张学良将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原东北军骑兵七团团长陈大章等参加。

　　这次会议通过面对面的核实，澄清了“捉蒋”历史事实。会后，张魁堂同志发表题为《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的文章，肯定了“守卫华清池大门的是卫队一营的一个加强连”等重要事实，最后带有结论性地写道：“经过编辑组反复核实，临潼扣蒋的主要情况和参与人员终于搞清楚了。”

　　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６年，北京分别举行了西安事变纪念活动。因王玉瓒老人已于１９８４年病逝，全国政协分别邀请王文成的大哥和大姐参加纪念活动。“活动期间，大哥和大姐分别见到了许多西安事变亲历者的后代。今年，我将代表父亲参加西安事变７０周年纪念活动。”王文成说，“我们想做的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遗憾了！”

　　李亚彪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