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直牵动着我们出游计划的美好之地，她的名字叫浦江。

　　2006年11月7日，中国一批顶级环境考古学家和最权威的考古机构在浦江向全世界宣布：这里的上山遗址为上山文化。这是继河姆渡文化、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之后我省境内的又一种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

　　在井然有序的考古现场，我们真正意识到，脚下浅褐色的土地里，凝聚着一万年前的人类文化积淀，这就是我们的万年之约。

　　从杭州启程，驱车沿着杭金衢高速公路前进，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浦江出口处。然后，沿着与浦阳江平行的省道行进10余分钟，便是浦江县重镇之一的黄宅镇。最新命名的上山文化位于黄宅镇渠南村一个叫上山的地方。

　　我们到达渠南村的时候正是午后，初冬的太阳暖暖地洒满大地，覆盖着大片的甘蔗田、刚刚收获的水稻田以及铺满杂草或完全裸露肌肤的荒地。远处的渠南村村舍在阳光下呈现出淡淡的灰色和白色轮廓。四周一派宁静，让人仿佛置身于田园风景图里，一切喧嚣和浮躁都被阻隔在十万八千里之外。

　　上山其实不是一座山，只是一块小小高地的名称。现在，上山裸露着的考古现场呈几何形状分布，看上去很像建筑施工时最初的地基。再看一眼时，又会感到那些根本没有规律的方形“坑道”大小参差、星罗棋布，表面平整的沿壁和底面十分具有工艺性，一些底面凿有或圆或方的深洞，形成二级甚至三级、四级层次，极富韵律之美，犹如一件雕塑作品。

　　我们跳进一处“坑道”，可以从壁沿的横断面上不同颜色的土层读出文化层次。据介绍，考古学专家发现，上山遗址文化层多达8层，第4层至第8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厚度虽然只有40多厘米，今天的人们却在这里发现了圆石球、不规则长形磨棒、形状较大的石磨盘和厚胎夹炭红陶器。考古学专家还在这里发现结构比较完整的木结构建筑遗址。真是难以想像，就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竟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区域。

　　当我们流连在上山文化遗址的时候，渠南村里不断有村民向我们聚拢。他们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农民，他们的子女纷纷离村外出打工，而他们留在故土，并意外地成为遗址考古队的帮手，亲眼见证了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新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挖到过石球、石磨棒、陶器碎片，一位妇女告诉我们，有一粒被专家确定为一万年前的稻种，就是她在水中筛出来的。这些农民虽然不清楚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历史价值，但是他们通过每天20元劳务费的领取增加了经济收入，也多少学到了一些考古知识。今后，普通游客若是来到上山，当地农民会为大家讲述他们参与过的真实故事，关于万年上山的故事。

　　上山文化的发现，本身就与渠南村村民有着直接关系。正是渠南村村民20多年前一次次无意中的发现，考古学家才打开了通往上山文化的门户。

　　渠南村给我们的印象是清洁、整齐。小小的村子里有许多间古老的建筑，全被修缮一新。我们顺便在这些老房子里瞻仰一番，为的是打听一个最早挖掘到地下宝藏的人物。依靠村民的指点，一位正在水泥铺成的篮球场上推着婴儿车悠闲漫步的老人进入了我们的眼帘。老人名叫童六土，婴儿车里躺着他只有2个月大的外孙女。一阵寒暄之后，童六土被我们引进了考古的话题。

　　那是1978年2月，农历元宵节刚过几天，当时生产队的砖窑厂开工了，农民们纷纷在村子周围的■（浦江方言，音kuo，意为弯曲）塘山背一带取土做泥坯。有一天，童六土在挖泥时发现几个状如斧头的东西。他觉得挺好奇，就把它们放在一边。收工后，童六土碰到驻队干部黄伯顺，说起了挖土时的发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黄伯顺立即向童六土要来斧头，一看便判断是石器，就很快送到了浦江县博物馆。

　　黄六土发现古石器的同时，其他村民也有程度不同的收获。比如周定远，当年他才20来岁，也在这里取过土，取来的土和泥都要让牛踩一踩，把硬的东西拣出来，丢在一旁，等晒干了一看，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三只脚的罐、奇形怪状的石头等。他觉得很奇怪：这里都是黄泥土，又没造过房子，这些东西从何而来？村民方能杰回忆说，他也拣到过一些鼎脚，长的有25厘米左右，短的也有8厘米。大家看来看去没有什么用，就把它们和废土一起扔到拖拉机上运走了。他说，当时村里有人拣了几块石头交给了村里的黄伯顺。黄伯顺嘱咐大家妥善保管，以后都送到浦江县博物馆去。

　　如今已经退休的黄伯顺曾是当年黄宅公社派驻渠南的驻队干部，爱好文物，是浦江县的业余文保员。他说，1978年初春，有村民把烧砖取土时发现的一些奇怪的石头拿给他看，他感觉好像是一些器物的角，还有石刀、石斧等，很破烂，风化得很严重，因为经常参加县里的文物知识培训，他当时就判断这些东西是石器，发现这些东西的■塘山背很可能是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遗址。

　　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是村党支部书记的周来水也说：“砖瓦厂取土挖到的一些石头、陶片送到黄伯顺那里看过，老黄肯定地说‘是石器’，他告诉大家，以后再挖到这类东西就不要乱扔了，都送到县博物馆里去。”

　　当时的浦江县博物馆馆长芮顺淦看到渠南村送来的东西，认为很有价值，他马上前往实地考察，判定这里是一处古代的文化遗址，要求当地做好保护工作。1984年，浦江县公布了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塘山背遗址名列其中。从此，便有了“■塘山背遗址”的称谓。

　　我们试图在村民中寻找“第一发现人”其实是徒劳的，事实上也没有必要。上山文化是渠南村全体村民共同感知远古祖先的心灵发现。

　　不过，最终解读这些发现的人来自浙江省文物局所属的考古队队员们。

　　1991年，浙江省文物局在浦阳江流域搞文物调查，进一步了解渠南村■塘山背遗址的情况。那时，专家们对该遗址的价值和时代判定上还不是很准确，发掘工作并未马上开展。

　　2000年10月，省考古队5名考古队员在队长蒋乐平带领下进驻渠南村，他们一起住在村党支部书记周来水家。考古队着手在遗址所在地进行了试掘。蒋乐平说，因为遗址分布在村舍附近，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探掘位置，就考察了周围的地形、地貌。他们决定在遗址的西边和北边展开调查，结果很快就在西边发现了■塘山背遗址的墓葬区。发掘工作很鼓舞人心，考古队的主要力量都放在这里，到2001年2月就发掘出40余座墓葬，出土了大量器物，都属于良渚文化时期。蒋乐平说，当时他们为在钱塘江以南首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墓葬而兴奋，认为是我省考古史上的一个突破。

　　考古队员们白天在野外探宝，夜里就在周来水家中研究分析。周来水耳濡目染，时间久了，也成了半个考古专家。他把我们领到渠南村村口的一片甘蔗田边，这里矗立着一块水泥石碑。石碑上铭刻的文字写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山遗址。周来水告诉我们，“上山遗址”是国务院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先后在今年5月25日、10月20日公布的。现在，周来水身后的甘蔗田一带，“上山遗址”已经上升为“上山文化”。从“■塘山背遗址”到“上山遗址”的发现，周来水以编外考古者的身份目睹了整个过程。

　　周来水记得，蒋乐平在■塘山背发掘时曾在地表拣到一块黑陶片。后来，在一个雨天，蒋乐平和考古队员在周来水家里讨论，说是这块黑陶片和■塘山背墓葬里发掘到的属于良渚文化的东西不一样，好像要早一两千年。因为下雨不能正常发掘，大家就到周围转转，他们来到距■塘山背墓葬区北边约300米的上山，在田坎上挖了几下，发现了同样的黑陶片。天晴以后，蒋乐平就在上山划了5个平方米进行试掘。

　　渠南村村民周定远是考古队雇用的民工之一，他们在上山挖了不久，就有一只破成3块的大盆出土了。大家赶紧叫来蒋乐平。蒋乐平看了看，想了想，接过锄头，又划了一块地盘，叫大家再挖，结果挖出了很多石球、石片，还有破损的陶片，在深一点的地方，还发现了较规整的圆形和方形灰坑。

　　蒋乐平坦言，当时自己并没有特别重视上山，就把它叫做■塘山背遗址的“北区”。他只是觉得这一带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本来就少，既然发现了，就应该发掘一下，多掌握些资料。对于上山出土的器物，考古专家感到比较陌生，他们判断上山的年代距今6000年左右。这是因为，大家在头脑里存在着以浙东北平原区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分布区为中心的思想，把一些原始的现象归结为边缘地区的发展迟缓，而且在当时，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塘山背墓葬的发掘。

　　但是，地下的文物却对蒋乐平的“怠慢”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它们纷纷寻找着村民的锄头、土锹，期待早日重见天日。一天，周定远在上山土层中起获一块大石头，表面的弧度很平整。因为那段日子雨水多，地上泥泞不堪。周定远就将大石头洗干净后充当垫脚石用，每天收工时洗了脚在大石头上蹭蹭，然后穿上袜和鞋回家去。不久，这块大石头被蒋乐平看见。蒋乐平联想到上山出土的多块有弧度的石头，感到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突然，蒋乐平脑子灵光一现：这些大石头会不会是石磨盘？

　　2002年上半年，考古队员对上山发掘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在原来并未认真研究的石球、磨石中区分出了“石磨棒”，这是我省史前考古中第一次将“石磨盘”和“石磨棒”的概念落实到具体的形态。这给蒋乐平他们很大的鼓舞，引发了从时间上而不是从地域上揭示上山那些质地松软、器形简单的夹炭陶器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对它们进行年代测定。

　　但是，以往测定年代的都是木头、木炭或其他植物果实，陶片只能作热释光年代测定，上山没有木头等植物遗存，怎么办？他们和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碳十四实验室联系后欣喜地获悉，可以用一种新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方法，对陶片进行年代测定。

　　2002年6月6日，“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奖会在杭州召开，蒋乐平他们就委托来自北京的同行将4片夹炭陶片送到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碳十四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2003年2月初，北京大学给蒋乐平寄来了惊人的测年数据提示：上山的年代约距今11000~9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

　　看到这个数据，蒋乐平心跳骤然加速：距今一万年，这是我国乃至世界考古学上的一大突破啊！

　　接下来的2003年6月中旬，考古队在一块一万年前的夹炭陶片陶胎中发现了一些类似稻壳的东西，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验测试，确定为栽培稻。上世纪70年代，我省余姚发现了河姆渡遗址，出土了7000年左右的稻谷遗存，震撼了全世界。稻作农业成为国际考古界的一大热门，河姆渡遗址也因此成为20世纪我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现在，上山稻作遗存的发现又把长江下游的稻作历史上溯了3000年，表明长江下游在水稻栽培史上毫不逊色于长江中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和栽培稻的最早起源之一。所有的遗存证明，上山已经与■塘山背明显不同，一万年的高龄让原先的■塘山背“北区”考古立即升级为“上山遗址”，令考古界为之震惊。

　　我们走在上山遗址，同行的朋友突然从地上捡到一块一寸见方的夹炭陶碎片，于是喜出望外。这时，旁边看热闹的渠南村村民却平静地告诉我们：“这样的碎片太多了，县博物馆装都装不下呢！”

　　这位农民朴实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浦江县博物馆。

　　从渠南村至浦江县城，不足20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浦江县博物馆。

　　浦江县博物馆将近300平方米大的展厅里，充满着一万年前人类生活的气息，让我们又一次感到新石器时代似乎并不遥远。左面靠墙的桌上铺着蓝色的台布，上面整齐地陈列着上山出土的大量石器，有石磨盘、石球、石磨棒等。石器虽然历经万年埋藏，却依然楚楚动人。据专家考证，这里的石球采自河滩鹅卵石，直径在5厘米至10厘米之间，棱角部位多琢打成钝圆形状；石磨棒也利用自然卵石，一面或多面有明显的摩擦痕迹，摩擦面呈弧隆状；石磨盘均有一个浅弧状磨面，其它面保持自然形状，磨面广度可达30厘米至50厘米。另外，石器中还见有少量的通体或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用琢穿法成孔的“加重器”，以及石片石器及砺石。我们知道，旧石器时代的主要工具是打制石器，比如周口店北京人使用的就是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则使用磨制石器。新旧石器时代必然有一个过渡阶段，上山文化就具备了这一过渡特征，反映了当时经济特征上的原始性。考古界将石球、石磨棒和石磨盘这种具有特殊功能的工具组合称为工具套，上山文化的这一工具套就与原始的狩猎、采集和原始农业的复合性经济模式相对应，石球应该是狩猎的投掷物，石磨棒、石磨盘可以用来脱去稻壳，也可以用来碾磨块茎类食物以获取流汁状的淀粉。考古学家初步分析，当年的浦江人就是将稻谷放在石磨盘上，然后用石磨棒来回磨动，直至磨出白色的大米。

　　与石器展台相对应的，是右面墙边大大小小、井然有序排列着的敞口大盆、盘、罐、碗等陶器。我们边看边数，敞口大盆有40余件，罐、碗、盘近30件。包括敞口大盆在内的大多数陶器红白相间，红色部分为陶器原始烧制的本色，白色则为修复陶器时所使用的黏合剂。原来，上山文化出土的陶器大都为碎片，考古队从西安请来曾经为秦始皇兵马俑做过修复工作的王师傅，专门修补上山出土陶器。他将一堆堆陶片复原成一万年前先人使用时的形状，真是花了不少精力。我们从博物馆保卫科干部何爱民那里借来卷尺，测量最大的敞口大盆，直径居然达到59厘米。这些复原的陶器用品外形单调，考古学家认为，这是新石器时代原始性的表现。他们说，当时器物的分类并没有后来那么细。

　　展厅当中的几张大桌上，堆满了上山出土的陶器碎片，它们虽然难以复原，但是却让我们看清了一万年前先人制陶的细节：陶器基本为夹炭质，由于火候不均匀，过烧部分胎体呈淡红色，极少量含沙，大多是厚胎，胎厚2厘米左右。许多陶器表层多似有红衣，低温烧制，在陶胎破裂面常见片状层理现象。在一块出土夹炭陶片上，表面和内胎上都有密密麻麻的稻壳和稻粒遗存，甚至稻穗的锋芒都清晰可见，真是让人叫绝。

　　展厅内外安装了监视器和报警装置，日夜有人专门看守。但是，何爱民仍然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无论是否有人前来参观，他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生怕会有什么闪失。因为，他和同事们警卫着的是一万年的上山文化。

　　上山文化是我省乃至全国考古史上的新发现。对上山文化的研究与开发，首先必将对浦江县的文化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朱根良告诉我们，他们的一个课题组正在构想建立上山文化主题公园的方案，希望能在拓展学术性，深入挖掘上山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打造浦江文化的全新品牌。

　　上山文化，爱你一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