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茄子合作社的一次告急，让瑞安农协副秘书长苏立胜发现，农民组织化的作用就是这样实实在在体现出来。

　　大棚薄膜市场价每吨要1.46万元，而出厂价一般是1.2万元，种茄子的农民需要，同样，梅屿那里种大棚蕃茄的也需要。于是，高楼茄子合作社和梅屿蔬菜合作社就有共同的想法，集体批量采购，价格就比单户单社购买低了不少。“今后，化肥、农药也可以一起采购。”

　　“农协的存在，是农民组织化的快速通道。”陈林说。    

　　2001年9月，北京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陈林提交了一篇论文，主题是“作为非营利中介组织的农协模式初探”。没有人会想到，不到5 年，他就开始了农协模式的实质性运作。

　　2005年4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陈林，挂职担任瑞安市副市长，分管金融、科技等。

　　2006年，“引导成立农协”列入了瑞安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3月，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它由合作银行、供销联社等8家核心会员单位及近百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作为基本会员单位组成，并且得到了瑞安市农办、农业局、科技局的支持。

　　此前，各种涉农资源长期处于分散的状态，供销社、信用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自封闭发展，农资、农技、农机等机构也分属不同部门。

　　在这项改革进程中，瑞安市科技局是较为积极的一个部门。科技局每年有资金对农业技术项目进行扶持，他们把一些项目的辅导和预审工作委托给农协。

　　副局长方杰最大的感触是，涉农的工作需要有一个载体。作为公共财政的农业科技扶持经费，加快了向公共产品的投入。“随着这些资金使用途径的探索，科技局也在转型。”

　　政府将涉农的资源部分地让渡给农协，这当中的意义，在陈林看来非同寻常。

　　供销社的农信担保公司，已经为314家农业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提供了4079万元的贷款担保。去年，他们出面争取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的支持，落实了瑞安马屿社区专业合作社钢管大棚的改造项目贷款600万元。

　　大合作的推进，让供销社试图在合作金融领域的拓展成为可能。“继续争取国开行的支持”，供销社期望，在农协的平台上，通过小额信贷的集中打包，“打通对农民的直贷通道”。

　　“通俗的来说，合作社解决了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农协解决了一村一庄解决不了的问题。”从中山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周纲，在农协里担任青年志愿队队长，他说农协的志愿支农活动甚至吸引了来自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温州籍留学生。

　　陈林说，到目前为止，农协既没有拿财政一分钱，更没有收农民一分钱。农协主要立足于现有组织资源的重组，不是简单地“给农民多少好处”，而是引导和帮助农民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助和互助。除了有一个常设的办公室之外，许多部门是分散在各个核心会员单位内的。

　　对于瑞安的这场乡村实验，学界相当感兴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都在当地设立了试验基地和观察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组织综合农协，把各部门的优势整合——这符合中国现有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有利于国家对于农业的投资下达到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