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困难，要不政府，要不职工的募捐，站在中间的企业呢？

　　周亚萍夫妻通过企业转制，同在银亿集团下属的宁波如升实业有限公司工作。去年12月，周亚萍的丈夫查出癌症晚期，先后五次住院9个多月，医疗费高达近20万元。

　　面对这个天文数字，企业为职工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现出了“卸重”能力：当初公司为了解决转制过来的老职工的后顾之忧，给他们补交了医疗保险等“三金”，这一块消化了近10万元医疗费。2004年，在宁波市总工会推行医疗互助保障活动中，公司工会统一为他们集体参加了每人30元的住院医疗互助项目，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给他们的家庭多了一个保障，去年给她丈夫医疗费报销了个人承担部分60%，今年又报了一次。剩下的不到4万元，集团的“职工帮困基金”先后给予了1.9万元的补助。

　　今年9月，周亚萍的丈夫还是离开了，为了减少她的后顾之忧。集团的“职工帮困基金”把她列入单身女职工帮困档案，每年在其子女助学和春节期间，对她进行一年两次的补助。

　　周亚萍告诉记者：“给你补助多少钱不是最重要的，精神上的支持更重要，有了集团的这个帮困基金，让我这样的老职工心里就不再发慌了。”

　　这家企业副总经理兼工会主席赵笑梅说，过去工会除了向大家募捐，每年还会给一笔慰问金，但最多也就五六百元，根本解决不了像周亚萍这样的大困难。2005年3月，集团一次性拨出500万元设立“职工帮困基金”，并每年以20%的比例递增本金，把增值部分用于职工的帮困，把过去的那种慰问性的帮困变成了救助性的长效机制。

　　像周亚萍这样从破产的国有企业转制过来的老职工，大都在45岁以上，子女一般正处在高中和大学之间，加上收入普遍比较低，有一些连生活都很困难。“是重新上交政府还是推给社会？”银亿集团的这种做法是企业自己来解决。

　　宁波市总工会副主席吴秀华说：“目前，在我们总工会的组织和推动下，宁波有250家企业加入了互助帮困的行列，使17.6万名职工告别了以前靠募捐解决困难的历史。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让职工通过参加互助互济，找到了自己解决困难的有效途径，这也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