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株野草也许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胡绍庆说，“世界水稻生产历史上的两次大飞跃，都与中国发现的野生水稻品种有关。”

　　第一次发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利用原产于我国的矮秆野生水稻与栽培水稻进行杂交，培育出矮秆水稻，连同矮秆小麦的育成，带动了全球粮食大面积增产。

　　第二次突破是杂交水稻的育成，关键在于袁隆平在海南岛发现了一种极其难得的没有花粉的野生水稻，通过接受栽培水稻的花粉实现杂交优势，得到杂交水稻，再次大幅度地提高了水稻产量。

　　这说明，每一物种的基因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潜在价值不可估量。事实上，生物多样性并不单指物种的多样性，还包括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前者指的是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后者则主要指生物基因的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遗传多样性的基础之上。”胡绍庆这样阐释三者的关系。“物种是基因的载体，基因一旦丢失，便无从再生。”

　　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估计，在未来的20至30年中，地球总生物多样性的25％将处于灭绝的危险之中。而目前每天约有100多种生物在地球上灭绝，很多生物在人们认识它们之前就消亡了。

　　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的今天，保留物种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和必要。“有很多种办法，比如异地移植和种质资源收集保护。”

　　胡绍庆介绍说，中国国家种质库是世界上保存农作物物种数量最多的地方，目前保存着33.2万份种子。一半以上的种子是中国古老的地方品种，老品种产量虽然不高，但是有着优良的基因，“紧要关头甚至能起死回生。”

　　沉睡在这33.2万份之中的北京小黑豆就当了一回“大救星”。1954年，美国14个州种植的大豆品种爆发孢囊线虫病，美国大豆生产顿时陷入灭顶之灾，经济损失高达数亿美元。这场灾害的起因是这个新的大豆品种遗传了孢囊线虫病基因。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大豆中蕴藏的抗病基因。

　　于是，全世界的大豆都成了找寻、分析对象。最后发现中国的“北京小黑豆”携带此抗病基因。美国农业部迅速将这一抗病基因转育到当地栽培的大豆中，并培育成新的高产抗病品种，美国大豆业也因此逃过一劫。

　　胡绍庆所在的杭州植物园同样也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地，只不过植物园不但保留种子，还要让这些种子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胡绍庆希望，植物园能成为城市园林绿地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