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中央红军长征前3个多月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派出的一支战略部队。

　　1934年7月，由红7军团编成的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穿越闽西、闽北、浙西、皖南、赣东北，10月，到达闽浙赣苏区。11月，根据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红7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新编的抗日先遣队，继续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闽浙赣苏区分兵两路北上浙西、皖南，深入国民党统治腹地。行程共5000余里，历经福州、罗源、竹口、大陈、分水、常山、遂安、谭家桥、怀玉山、太平等大小战斗60多次，挺进浙江淳安、昌化、临安和安徽芜湖等地。抗日先遣队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牵制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有力地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的第5次反“围剿”斗争和战略大转移。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苏区重兵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大举进攻，继而入侵热河，进犯察哈尔、冀东，威胁平津。

　　1932年1月28日，日寇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面对日寇铁蹄蹂躏我大好河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然而，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愿望，继续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准备，1933年9月，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国民党军队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督导下，以50万的兵力，分兵四路，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一举歼灭红军。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推行完全背离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方针，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主张“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集中优势兵力，主张“分兵六路”，“两个拳头打人”；反对游击战，主张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红军的所谓“正规战”。

　　红军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以后，“左”倾错误领导者又被敌人优势兵力和堡垒政策所吓倒，采取防守中的保守主义的方针，主张“全线防御”、“分兵把口”、“节节抵御”，使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

　　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宣告红军军事顾问李德的战术破产。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　

　　到1934年5月，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千里，缩小到仅300余里。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开始考虑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策，组织抗日先遣队，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军队兵力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打了一年，“围剿”不能打破。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然后待机歼灭敌人。然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又被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者拒绝。

　　“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回过头来加紧围攻中央根据地，使中央红军和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与困境。最后，在敌人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战略突围，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早在红军长征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经过反复酝酿，决定派遣一支部队深入敌后向浙闽皖赣边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略意图是：“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将反“围剿”战争扩展到国民党统治腹地。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和牵制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而且可以起到缓解和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为中央红军长征创造有利条件。

　　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重任。挺进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孤军作战，毫无疑问将付出重大的牺牲，承受艰难困苦的考验。

　　是年7月，中革军委决定由红7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内部保持军团编制），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这是一支投出去问路的军队，是一支一石三鸟的队伍。这支部队是否成功，关系着酝酿已久的计划——红军大部队的战略转移。

　　于是，正在东线征战的红7军团于1934年7月初从福建连城奉命赶回瑞金。当时红7军团的军团长是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这是一支富有实战经验的精干部队。可是，由于在东线执行猛烈的“短促突击”战术，这支部队仅剩下4000人，武器装备严重不足，有一部分战士甚至没有武器，只得用梭标。

　　红7军团一到瑞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下达作战任务：最大限度地在福建、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在闽浙皖赣建立新的根据地；开展反日运动；深入敌人远后方去消灭敌人单干部队，破坏杭州至江山的铁路与公路运输线，吸引“围剿”中央苏区的一部分敌军回援其后方。

　　为了执行新的任务，红7军团经过短暂的休整，突击补充2000多名新战士，携带500多担抗日宣传品以及一些炊事用具，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搬家大军”。先遣队的这次行动也是几个月后主力红军西征的一次预演。

　　抗日先遣队挥师北上，挺进闽浙皖赣边，国民党当局震动，迅速调动兵力北上围堵红军

　　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7军团的政治训令》。

　　7月7日，红7军团肩负重任，从瑞金出发，挥师北上，经古城、童坊，进入连城的罗坊、塘前一线。令国民党军一时摸不着头脑。红7军团顺利向东挺进70余里，击溃地方民团的抵抗，破袭交通，吸引和牵制敌人。

　　接着，在罗炳辉率领的红9军团的掩护下，红7军团冒雨袭取大田县城。果然，蒋介石闻讯，急调“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的两个多旅，从正侧两面往大田堵截红军。对红军两个军团的突袭北上，蒋介石大为惊疑，举止失措，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

　　7月29日，红7军团抢渡闽江，突入闽中，并继续北上，向浙江遂昌进军。此时，中革军委临时改变行动计划，电令红7军团东进水口，相机袭取福州。8月1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7军团正式打出抗日先遣队的旗帜。

　　按照中革军委指示，抗日先遣队向东渡过闽江，占领了闽北重镇水口城后直奔福州，以调动“围剿”中央苏区之敌东援。

　　8月7日，先遣队突然兵临福州城下，与福州守军国民党第87师2个团及海军陆战队一部交火。

　　蒋介石大为震惊，立即调动国民党湖北第49师，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经海路入闽；令海军派“咸宁”号等4艘军舰进入闽江，空军派作战飞机助战；令驻防泉州的国民党第87师驰援福州。“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战况。

　　抗日先遣队向福州发起进攻，激战三昼夜，占领了福州城外的部分阵地。很快，敌援兵赶到，攻守易势。寻淮洲当机立断，指挥抗日先遣队移师北上，浴血奋进，攻克罗源县城，俘敌300余人，并缴枪数百支。

　　抗日先遣队的军事行动，搅得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安。蒋介石一面命令第49师由连江加速北上堵截，一面调“永绩”、“抚宁”号两舰，运载海军陆战队在罗源湾登陆围攻红军。日、英、法、美等帝国主义也先后派出军舰驶进罗源湾，窥测动向。

　　8月28日，抗日先遣队突破数道封锁线，进入浙江。在途中击溃浙江保安团的阻拦，迅速占领庆元县城，庆元守敌仓皇向竹口逃窜。

　　30日，先遣队向北挺进，在竹口遭遇浙江保安第1纵队第2支队的进攻。战斗打响后，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掩护下，敌人连续发起10多次冲锋。先遣队英勇反击，抢占制高点，迂回穿插，形成三面包围态势，敌伤亡惨重，全线溃退。先遣队一举歼敌300多人，缴获枪（炮）300余枝（门），取得进入浙江以来第一场战斗的胜利。

　　竹口战斗后，先遣队即向西进入闽北苏区。长期的艰苦转战，抗日先遣队伤员增多，十分疲惫。寻淮洲原计划在闽北休整一段时间，但中革军委连电指示，要求先遣队继续北上“执行别动队及游击队的任务”，但是速度不能太快，每天限定二三十里。

　　显然，中革军委是要利用先遣队来拖住国民党军，以减轻中央红军的突围压力。抗日先遣队受令后，从全局需要出发，迅速集结队伍向浙西进军。

　　9月12日，先遣队声东击西，避开浙江保安团重点设防的廿八都，出敌不意地从福建浦城进入浙西江山境内。次日，先遣队打退浙江保安团的拦截，占领清湖镇。

　　在江山，先遣队根据中革军委电令，一部袭击贺村，烧毁汽车站、火车站，炸铁路大桥，破坏铁路设施；一部化装成国民党保安团的侦察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常山县城，歼敌90余人，后主动撤出常山。

　　9月18日，先遣队继续北上抵遂安白马。这时，中革军委电令抗日先遣队：“主力应迅速占领遂安，并保持之于我手中，以后则于安徽边境、淳安、寿昌、衢县、开化的范围内发展游击战争和苏维埃运动。”尔后“在浙皖边境，约在徽州、建德、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红军纵横驰骋，连续攻占城镇，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蒋介石恼羞成怒，一面紧急调兵遣将，一面电令国民党各县长：“督率团队，固守待援，万一守御力尽，则与城共亡”，否则“失陷城镇，糜烂地方，则军法俱在，决不姑宽”。很快，浙江保安处长俞济时率国民党补充1旅王耀武部，由衢县北驰遂安，国民党第49师由常山向东北推进。一时间，敌军云集遂安县城，企图围歼抗日先遣队于遂安白马地区。先遣队立即放弃攻占遂安，向皖浙边境转移，机智地跳出敌人的合围圈。

　　抗日先遣队在浙皖边东突西征与敌人浴血鏖战之际，也是中央红军加紧准备实行突围之时。

　　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政治指令，提出“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就这样，抗日先遣队浴血奋战，冲破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顽强挺进，从而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军一部兵力，减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的压力。

　　抗日先遣队历经近4个月的艰苦转战，10月底，进入了方志敏等人建立的闽浙赣苏区，此时全军减员已达一半，无疑，抗日先遣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边，兵锋直指国民党统治腹地，策应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开始时，蒋介石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先后设置了四道坚固的封锁线，调集重兵拦截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严格遵照中革军委的作战计划，向浙皖边迂回挺进，配合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封锁线。

　　这时，中革军委给闽浙赣苏区及抗日先遣队发来一份加印“火急”的电报，要求将抗日先遣队与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合编成为红10军团，组成新的抗日先遣队（红10军团），改由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军区指挥，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刘畴西被任命为红10军团军团长，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全军团编为3个师，共8000余人。原红7军团编为19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聂洪钧；原红10军编为20师，师长由刘畴西兼（后王如痴），政治委员乐少华兼；第21师师长为胡天桃。

　　11月18日，中央军区命令抗日先遣队第19师、第20师、第21师前进至浙赣铁路以北，转到浙江的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破坏铁道，威胁衢州，调动围攻闽浙赣敌人，集结主力，坚决地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抗日先遣队又肩负起调动进攻闽浙赣苏区之敌回援的战略任务。

　　很快，寻淮洲、刘英、粟裕率领红19师越过屏风关封锁线，以大无畏的胆略，孤军向浙皖边挺进。蒋介石急调驻江西玉山的补充第1旅至浙赣边境堵防。红19师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路征战，渡过新安江，穿越杭（州）淳（安）公路，出其不意地回师浙西。与追堵敌人激战大小10余仗，歼敌250余人，连续取得胜利。12月1日，红19师机智地摆脱敌补充第1旅2个团的追击，前进至昌化的洪岭、湍口一带，逼近昌化、于潜、临安县城，威胁杭州，震动南京。

　　蒋介石急忙调集国民党浙江保安纵队、补充第1旅、第9师、第78师468团等部，加紧堵截红19师，以确保杭州安全。然而，红19师放弃“游击桐庐、临安等地区以威胁杭州”的行动计划，让国民党军扑了个空。红19师在临近杭州的地区打了几个胜仗后，由浙西改向皖南游击，兵锋直指长江边的芜湖。犹如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的腹地，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向贵州挺进，继续发挥战略上“调敌”的特殊作用。

　　抗日先遣队到达闽浙赣苏区时，中央红军已经过湘江西进，到了贵州东部。这时，敌人调动了更多的兵力“围剿”新组建的抗日先遣队。

　　12月10日，蒋介石得知红19师、20师集结汤口，惊慌失措，连夜发出急电，调集国民党第49师、补充1旅、21旅李文彬部、浙江保安纵队、第55师李松山部、第57师阮肇昌部、新编第7旅李宗鉴部、独立第43旅刘震清部和浙江、安徽的保安团等20个团，10多万人，企图围歼抗日先遣队于太平谭家桥地区。14日上午，抗日先遣队与前来追击的敌军展开激战。战斗持续到黄昏，终因寡不敌众，千余名指战员伤亡。年仅22岁的红19师师长寻淮洲身负重伤，在转移途中牺牲。

　　抗日先遣队在转移途中，在开化大龙山、徐家村、德兴港首村、张家坞多次受到数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最后，被敌20个团的兵力合围于怀玉山区，经7昼夜激战，弹尽粮绝，红军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中央代表曾洪易被捕后投降。胡天桃、刘畴西、王如痴、方志敏相继被捕。方志敏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1935年7月中旬，在南昌英勇就义。只有刘英和粟裕率领的先行部队800多人突出重围，进入赣东北根据地。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从政治上呼应中央红军长征

　　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是中央和中革军委赋予抗日先遣队的重要任务。1934年7月15日，为了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从瑞金出发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给抗日先遣队印制了160多万份抗日宣传品。

　　8月18日，中央下达了“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宣传计划”。抗日先遣队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在经过的闽浙赣皖10多个县的广阔地区，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日救亡，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1934年8月，先遣队进入浙江庆元，遭到当地帮会“大刀会”的袭扰。成百上千的人手持长矛，摇着彩旗，号称是刀枪不入的“法兵”，向红军冲来。红军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方针政策，一些“法兵”依然嘶喊着冲向红军。红军被迫朝天鸣枪，驱散“法兵”。最后，先遣队以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瓦解了“大刀会”并占领庆元城。

　　抗日先遣队向北进军中，在庆元竹口与敌展开激战，首战告捷。竹口人民群众情绪激昂，载歌载舞，燃放鞭炮，欢庆胜利，欢迎红军。人民群众还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担架队救护、安置红军伤病员，制作草鞋，杀猪宰羊，到营地慰劳红军指战员，还发起募捐活动，支援红军北上抗日。

　　抗日先遣队挺进到龙泉小梅镇后，红军宣传队深入到街头巷口，发表抗日演讲，揭露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不打日本、阻拦红军北上抗日的罪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动员青年参加红军。还搭起临时戏台，为群众演出抗日反蒋的剧目，广大群众支持红军的热情高涨。镇里的国民党反动官员和土豪劣绅一片惊慌，纷纷携带家眷财物逃跑。

　　9月中旬，抗日先遣队奉中革军委的电令，从闽北出发，穿越江（山）浦（城）公路，进入浙西江山境内。前进路上，先遣队在崖石上、墙壁上、电线杆上刷写“抗日反蒋”、“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等标语，散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宣传品，还召开调查会和贫苦农民座谈会，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红军指战员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纷纷建立起贫农团、妇救会、儿童团和战时政治工作队等群众组织，热情地帮助红军筹集粮食，向红军提供敌情，给红军站岗、放哨、带路，许多青年农民纷纷要求报名参加红军，投身抗日队伍。

　　9月13日，先遣队占领江山清湖镇后，召开群众大会，在大街小巷书写和张贴标语，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广大群众懂得“只有走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的道路”。同时，先遣队镇压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官员和恶霸地主，开仓分粮分布分物给穷苦农民，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戴。

　　抗日先遣队挺进到遂安白马镇时，正逢“九一八”事变3周年纪念日，先遣队召开群众纪念大会，宣讲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政策，动员民众起来革命，反对国民党压迫工农和屠杀人民，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大会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保卫中华民族”的口号此起彼伏。会后，先遣队政治工作团到大街小巷张贴抗日反蒋标语，到街头演出《催租逼债》《拉夫抽丁》等文艺节目，教群众唱《红军纪律歌》《游击队歌》等革命歌曲，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先遣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买卖公平，不讨价还价。每到一地，集镇上的商铺照常营业。有些战士拿苏区的纸币买东西，商铺不敢不要。先遣队政治工作团知道后，派人挑着一担一担的银元，到每家商铺去兑换苏区纸币。商铺老板非常感动，不但赞誉红军是“仁义之师”，还发起抵制日货、没收日货运动。一路上，先遣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严惩土豪劣绅，关心群众疾苦。他们的模范行为，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

　　抗日先遣队一路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对推动浙闽皖边甚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从而在政治上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也使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处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

　　鏖战浙西南、浙南，建立游击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完成战略突围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连续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向贵州北部前进。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城。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随即，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出指示电，命令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其任务是：深入浙江长期行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从战略上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

　　1935年2月初，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共中央1月15日指示电，迅速组成挺进师。任命粟裕为师长，刘英为师政治委员。全师500余人，整编为三个支队和一个直属队。

　　红军挺进师组建时，中央红军经过整编，轻装前进，在云、贵、川与国民党军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为了胜利完成从战略上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历史使命，挺进师以素有“东南锁钥，入闽咽喉”的仙霞岭为中心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2月27日，挺进师连续突破敌人的六道封锁线，进入浙西南的江山境地，正式拉开了开创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挺进师进入浙江后，与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失去联系，粟裕、刘英审时度势，迅速地实行正规军向游击队、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转战游击于龙泉、庆元、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4月28日，挺进师在庆元斋郎地区受到浙江保安第1团、福建保安第2团3000余人的分进合击。挺进师英勇作战，打退敌人多次疯狂进攻，歼敌500多人，缴获步枪100枝、机枪多挺和子弹万余发。斋郎战斗的胜利，不仅打通了进入浙西南的通道，而且为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挺进师在浙西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8月，创建了江（山）浦（城）龙（泉）庆（元）遂（昌）松（阳）等边境地区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连战告捷，犹如在蒋介石的后院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蒋介石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正副指挥，在江山设立“闽浙赣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同时调国民党第18军入浙，集40个团的兵力，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围剿”，妄图围歼挺进师，彻底摧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在反“围剿”斗争中，挺进师在刘英、粟裕率领下，集中兵力，灵活机动，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取得上田等战斗的胜利。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重点“围剿”，挺进师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避开敌人的主力，机智地跳出敌军包围圈，挺进到闽浙边境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

　　到1936年底，红军挺进师发展到1500余人，还建立了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游击战争的范围遍及浙江的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等地区的30多个县。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地方工作干部500多人。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会、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人数达10万之众。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包括浙南、浙东南和浙西南在内的浙南革命根据地，与南方8省14块革命根据地一样被毛泽东称为“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

　　在刘英、粟裕的领导下，红军挺进师坚持浙闽边3年游击战争，在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区域创建了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极大地震撼了蒋介石政权的统治。挺进师在浙江的活动不仅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支援和策应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实行战略转移的行动，而且在浙江各地培养了大批革命的新生力量，为浙江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挺进师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肩负抗日先遣队未竟的事业，奔向抗日的战场，英勇转战于大江南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版照片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