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东西方社会对科学目的的理解有很多的不同。在西方，科学就只是为了科学而已。换句话说就是，科学就只是为了人类天性中的那份好奇心，这从现代科学源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直到现代的“搞笑诺贝尔奖”一脉相承。至于科学对社会发展的贡献，那只是副产品而已。而在东方，搞科学就是为了“有用”，“有用”是科学研究的核心。

　　科学史上有一种学说认为，中国古代科技虽然一直领先于西方，但现代科学还是产生于西方并最终反超中国，核心因素就在这种科学理解的差异：面对科学上茫茫的未知领域，我们谁也无法知道哪一个研究方向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好奇心远比“有用”更能指引路径，带我们走得更远。

　　二战时爱因斯坦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时，当学校给他不菲的年薪时，爱因斯坦却问能否给少些，因为“越是简单的生活越有利于科学研究，任何多余的东西都会成为生活的包袱。”

　　科学探索需要的是一种简单的动机。有了这份“简单”，无论世事如何瞬息万变，无论人们如何追潮逐浪，总有一些人会以单纯的科学为快乐；有了这份“简单”，任凭举世熙熙攘攘，任凭诱惑纷纷扰扰，总有一些人能恬然淡定卓然独处，“执着地做着自己喜爱的工作”，于过程中体味求真的快乐。

　　而我们有多少人甘于领会这样简单的快乐？看看我们的学术界，从事科学的简单快乐，早已让位于复杂的欲望。学术的功利性太强，学术的诱惑太多。学者的内心失去了宁静，失去了科学最基本的追求。

　　当珍妮·古德尔独自一人走进非洲丛林考察黑猩猩时，她完全是受好奇心的驱使。当时的动物学界普遍认为，动物是没有感情、不会使用工具的，长期的野外实地观察是没有必要、没有效用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女子，一个在专家看来完全是小孩子胡闹的研究，却一直能申请到一个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当珍妮·古德尔20多年后走出丛林时，她的研究结论震撼了整个动物学界。她告诉我们，动物也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而像黑猩猩这样的动物，早已在相当程度上使用工具了。你不得不承认，在讲究科学要“有用”的东方，珍妮·古德尔的研究恐怕早就胎死腹中了。

　　在上世纪80年代，美日间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模拟与数字的技术之争。日本投下巨资，协同攻关，美国则放任无数的车库小公司八仙过海。结果日本大败，美国大胜。其实，双方科技政策的不同，从根子上讲，正是源于东西方对科学目的理解的不同。

　　现在是10月，正处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期，每年到了这个时段，国内都会掀起一阵关于诺奖的话语喧嚣。但是，却没人关心诺奖的本质科学含义：它是对人类好奇心的最高奖赏。

　　甚至有专家认为，如果中国的科学家能够赢得一次“搞笑诺贝尔奖”，那将标志着我国的科研环境不再那么过于功利化，开始适应现代科学本身的规律性需要，给研究者的好奇心以自然生长的空间，给他们以资金支持与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不是把这些决策权都交在那些急于出“政绩”的科技行政管理官员手上。而这，显然要比赢得一两次诺贝尔奖重要得多。

　　今年年初，诺贝尔奖评委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评委们说，在中国的媒体上，我们看到很多关于诺贝尔奖的话题。其实，科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是否获奖，重要的是做有趣的科学研究。奖项只是这些研究所得到的认可，是不可预见的。诺贝尔奖得主们自己也许都没意识到今后会获奖，他们只是在研究上充满好奇心，执着地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本报综合《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