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的指点，

　　出了一个篆刻家

　　同学中有人在学篆刻，钱君匋知道书法和篆刻是相辅相成的艺术，学好篆刻，可以增强腕力。于是，钱君匋便买了工具和石章，自己琢磨着，刻了磨，磨了刻。通过一段时间反复不断的训练，钱君匋的篆刻也像模像样了。1924年的暑假，钱君匋回到了老家屠甸。一放下行李，他就立刻向两位乡里前辈孙增禄、徐菊庵请教篆刻艺术。两位先生仔细看了钱君匋带去的印章，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钱君匋：“你这样瞎子摸天窗刻下去，要成为匠人，没有法度和味道。应该先照名家印谱刻几年，再寻自己的路子。现在吴昌硕的印大受欢迎，不妨找他的印谱篆刻。”

　　钱君匋恍然大悟，立刻找来印谱，一口气摹刻了几十方印，然而当钱君匋捧着这些方印去见孙、徐两位先生时，两位先生并没有赞扬他，反而皱着眉头说：“吴缶老的味道你刻不出来，只觉得破破烂烂，像一团棉絮。”接着，又指点说：“是不是再求远一点，学学赵之谦看。再说，只顾刻而不写篆书，不懂得笔意，进步自然缓慢，可以边写边刻，齐头并进。”

　　“写什么帖最能提高我的篆刻呢？”钱君匋急切地问道。

　　“如果印学吴昌硕一派，那么可以买一本《石鼓文》来临一临；《石鼓文》与吴昌硕刻印的风格是分不开的。如果印学赵之谦，要写赵之谦一路的篆书。”

　　“什么叫《石鼓文》？”钱君匋此时还是第一次听说。

　　“中国古代的石刻文字，目前能见到的以此为最古，是用籀文写的十首四言诗，讲的是秦国国君游猎的情形，唐初在陕西凤翔出土，现存故宫，石鼓文的底子打好了，吴派的印可以刻好。”

　　青年钱君匋牢牢记住了这两位乡里前辈对学问门径的指点，在母亲的资助下购得《石鼓文》，从源头钻研苦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25年，在徐菊庵的介绍下，钱君匋又学习了赵之谦的《汉铙歌三章》，从而打好了治印学书的基础。

　　在上海艺术学校读书时，还有一桩令钱君匋感动一生也是终生受用的一件事，就是拜见吴昌硕先生。

　　吴昌硕此时已经成为钱君匋的艺术偶像，钱君匋时时在作品中仰望着这位艺术大师。有一天，艺术师范学校的老师吕凤子先生忽然要去拜访住在上海北山西路玄庆里的吴昌硕先生，便带上自己的得意门生钱君匋一起去造访。

　　六十年后，钱君匋有一段精彩的回忆，当时他随吕凤子老师上楼后，吴昌硕先生正在作画，待停笔后，激动的钱君匋才看清：“老人的仪表完全出我所料，精干矮小的个子，很少占领空间，灰色眉毛，十分慈祥，目光炯炯，机智而略带幽默感，眼角笑纹翔舞，流露出乐天、谦逊、平易，洞察力很强，自有一种光风霁月净化他人杂念的魅力，迫使我总想多看他几眼，捧着热茶杯也忘记烫手了。”

　　“坐吧!”老人招呼过一句，便和吕师谈论浙派印章方面的学问，我只能一知半解，所以不曾记住，又是晚辈，更不敢插嘴。兀自在吕师下首，比较局促。

　　“我这个学生钱君匋，也在练习治印!”吕师怕我受到冷落，有意打破僵局。

　　“你很喜欢刻印吗？”老先生向我点点头。

　　“是的!”我起立作答，垂手鞠躬。

　　“坐下来说话，这么拘束干什么？你刻的印品是不是带来了？”他的询问少许带点鼻音，浓烈的乡土风味，混杂在赣东浙西的语声中。

　　“老先生!我带来了！”

　　“请您老人家指教！”我双手奉上拓本。

　　他把拓本往桌上一放，戴上老花眼镜，默默地看着，左脚尖轻轻地叩击着楼板，仿佛在打着节拍。

　　他的双眉渐渐向鼻梁挤过来。

　　我的心往下一沉，真是太冒昧了：这样幼稚的习作怎么能拿来破费老先生的时光呢？

　　拓本放在桌子上了，我也更加后悔。

　　他沉吟片刻，两腮又绽出了笑影说：“就是太嫩了，刻个十几二十年会老辣起来了，刻下去好了!”

　　“他刻过您的印谱，对您老很钦佩!”吕师也有点兴奋，目光奕奕地喝着龙井茶。

　　“我的印不好，没什么道理，古往今来，大家名手太多，就是刻得跟我一样也没有什么意思。要破陈法!你学我的东西感觉到什么地方最难呢？”

　　“清楚的地方难，模糊的地方反而容易刻得像！”

　　“哈哈哈哈!你不懂，再过几年你就会反过来讲了。等你到了一定的火候，明晰也好，浑沌也好，都难都不难，气韵要贯注在每一刀每一画之中，全印要无懈可击。但是不要怕难，功到自然成！”

　　与吴昌硕先生的会面一直激励着年轻的钱君匋，直到六十年后吴昌硕老先生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保留在他的脑海里。当时带着钱君匋的吕凤子先生告诫钱君匋：“你要终生发愤治学，才对得起老先生啊。”青年钱君匋记住了：“是，我要终生努力！”

　　在艺术学校的攻读中，钱君匋从屠甸老家时那种埋头自学中走了出来，抬起头，在名师的指点下，遍寻书法篆刻的源流，眼界大开，在尝试许多失败之后，他选择了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三位晚清书法篆刻大师，突破前人，突破自己，于大苦中获得大欢喜。

　　丰子恺的批评，

　　出了一个作家

　　1925年7月，钱君匋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和许多艺术青年一样，钱君匋也憧憬着未来，然而此时的上海，刚刚经历过悲壮的五卅运动，整个社会还处在一片动荡之中。毕业后在哪里就业呢？青年钱君匋从艺术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时，一片茫然！

　　他想到长自己十岁的老乡——沈雁冰。此时的沈雁冰三十不到，但已在上海崭露头角，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领军人物，在商务印书馆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钱君匋专程去商务印书馆拜访沈雁冰，希望这位老乡能帮助自己找一份工作。

　　沈雁冰热情地接待了他，对钱君匋的工作要求，表示“再想想办法”。然而，钱君匋并不知道，此时的沈雁冰早已是中共上海地区负责人之一，忙得不可开交，当钱君匋去找他时，他正在领导商务职工罢工斗争，因此钱君匋工作的事自然没了结果。

　　没有工作倒不说，一回家，钱君匋还生了场病!躲在家里养病，听着寂照寺钟声，钱君匋真是度日如年，焦灼不安!怎么办，怎么办？小学老师钱作民先生来看望钱君匋，并告诉他，丰子恺先生从上虞回上海了，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原来，丰子恺先生已于一年前离开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去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因与校方在教育思想上不合，便辞职回上海办学校。所以，钱作民让钱君匋给丰子恺写封信试试，让他替自己找份工作。

　　想到两年前去上海求学时，也是丰先生相助得以进艺术师范学校的，于是钱君匋便听了钱作民先生的建议，给丰子恺写了一封长信，报告学习情况和求职心愿。不久，期盼中的丰子恺的回信终于来了，钱君匋满怀希望地拆开，一看，懵了，竟是一封措词严厉的批评信。丰子恺在信中客气了三句后，指出钱君匋的信中有诸多措词不当、语法上的问题，还有不少错别字。因而丰子恺严厉地说，你这样的文字水平，即使有合适的工作，我敢介绍吗？并要求钱君匋补补文化课!

　　这封信，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再寻到，但读过这封信的钱君匋，心灵一定受到极大的震撼，没有想到温文尔雅的丰子恺先生竟这样严厉，更没有想到自己在丰子恺老师面前竟会出这么大的洋相，羞愧得无地自容!平心而论，这几年钱君匋的主要心思放在篆刻、书法上，而对文化基础用力不多，这是事实。

　　钱君匋毕竟是钱君匋，听到丰子恺这么直率的批评，并没有被击倒。他仔细一想，觉得老师的信真是一针见血，切中肯綮，于是他接受了丰子恺的批评，发愤要补上这一课!他像学书法篆刻一样，从最基本的学起，他找来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实用学生字典》，从早晨到晚上，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字典的通读和背诵上。

　　半年之后，当钱君匋身体完全康复时，这部《实用学生字典》他也能全部背诵出来了!这扎实的文字功底，让钱君匋受益匪浅。在晚年的一篇散文里，钱君匋说起这封信时平静地说：“十八岁那年，我毕业于上海艺术师范学校，丰子恺是我的老师。我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就写信给丰老师，请留心为我找个工作。我去信中有错别字和不合语法的文句，丰老师回信指出，要我努力，把这些缺点弥补。我读了信就奋发通读了两遍《实用学生字典》，从‘一部’读到‘龙部’。虽是工具书，但我读来颇有兴趣。”后来钱君匋颇有成就后，丰子恺也感慨道：“想不到!当年我的一封批评信，竟起了这么大的作用，竟然逼出一个作家和音乐家。”

　　今天来看，正是这种韧劲和认真成就了钱君匋的大家地位。笔者曾见过发生在钱君匋先生身上的两件小事，令笔者感动不已。一件是钱先生晚年常来故乡小住，保存他捐献文物的君匋艺术院里的同志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书画爱好者，他们送一份工作汇报给钱先生，钱先生一看这份龙飞凤舞的文稿，连看都不看，就还回去要求重新誊清，说做事情必须要认真。另一件事是钱君匋先生包书，他亲自动手裁纸，包扎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妥帖后，再亲自动手写上收件人的地址姓名。

　　钱君匋身体康复后，应邀离开屠甸去盐官海宁一小代课。半年后，当丰子恺知道钱君匋的苦读和去盐官代课时，便介绍钱君匋去台州省立六中担任音乐教师。省立六中的教学生涯是轻松的，心情也颇愉快，他原来在上海艺术学校的同窗好友陶元庆也在该校教美术。一同任教的还有留学东洋回来的教数学的章克标，教国文的钱二青。所以这段时间，钱君匋和一般青年一样，憧憬着理想、艺术，也在写着新诗：“美丽的姑娘住在岭上/岭前岭后潇洒竹子迎风俯仰/潺潺的流水在清溪里流淌/树上的小鸟在轻轻地吟唱……”

　　鲁迅的鼓励，

　　出了一个封面设计师

　　钱君匋1927年秋进开明书店时，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个只有五六个人的出版机构一干就是七年!也不会想到一脚踩进开明这扇门，会让自己的艺术细胞得到全面发展，尤其是封面设计，能继陶元庆之后，独树一帜，成为上海出版界的“钱封面”!

　　钱君匋来到上海，走进宝山路宝山里六十号。当时开明书店包括老板章锡琛在内也只有五个人，但他却仿佛一下子找到了自己施展才华的台阶，他觉得，这里才是他灵魂的栖息之所，他拼命地工作，拼命地努力，不仅担任了开明书店全部的装帧设计工作，“还兼看艺术方面的来稿”。他这种勤奋的工作态度得到章锡琛先生的鼓励。钱君匋一生设计了一千八百多本书的封面，他能获得这样的成就，与章对他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钱君匋回忆初进开明书店的情形时，曾无限感慨：

　　“我在开明担任书籍装帧工作，由于章老的积极支持，可以解放思想，任意创新，用料用色完全自己作主，每一装帧完成之后，章老板总是百般赞叹，在人前夸耀我设计得新颖别致，恰到好处地反映出书的内容，我在他这种鼓励下，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更加努力，作出特别的成绩来。”

　　这里的“章老”即章锡琛，其实当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只比钱君匋大七八岁而已。他的慧眼识珠，不仅成就了开明书店，也促成了一代封面大师的诞生!

　　青年钱君匋设计的第一帧封面是湖畔诗人汪静之的《寂寞的国》，这个封面让他结识了鲁迅，也让他的封面装帧一炮走红。那是1927年10月12日。对钱君匋来说，这是个值得一辈子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他在开明书店见到来访的鲁迅先生。当时鲁迅先生刚从广州到上海定居不久，他是来访章锡琛先生的。走进开明书店的鲁迅先生看到桌上《寂寞的国》、《尘影》、《春日》等新出的书，便问：“这是谁设计的封面？”钱君匋恭敬地站在边上，有些生怯地答道：“是我。”

　　鲁迅仔细地看着这些封面，说：“不错。设计得很好。受了一些陶元庆的影响是不是？但也有你自己的风格，努力吧!努力下去是不会错的。”

　　鲁迅的鼓励，令钱君匋无比兴奋，当时的情景，直到六十年后他仍记忆犹新。然而鲁迅对钱君匋的关怀，并不止于封面装帧上的鼓励，甚至像在买书这样的细节上，他也像一个长者那样给予后辈无微不至的照顾。有一次，钱君匋去内山书店买书，正好碰上鲁迅先生与内山完造在喝茶，钱君匋回忆说：“我见是鲁迅，便举手打个招呼，鲁迅一见是我，就招呼我过去共饮一杯。我们寒暄几句后，鲁迅便介绍我与内山完造相识。内山我早巳见过，但因语言隔暌，没有交谈，只是彼此心里有数而已，这次鲁迅郑重地把我介绍给他，他对我非常热诚，邀我一同坐下围着火缸饮茶。鲁迅问我是否常来这里买书，我说三日两头来看看，这里的好书实在多，买不胜买。鲁迅似乎意识到我买书或有困难，便诚恳地用日语对内山说：‘钱君匋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在新文艺界很著名，他买书较多，建议给他记账的优惠待遇，你看使不使得？’”

　　自然，内山完造听了鲁迅的建议，立即作出给钱君匋记账并优惠的决定。这件事，让钱君匋感铭了一辈子！

　　1928年的7月里，钱君匋替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作了一回印刷监制，鲁迅很快回信并表示感谢。得到鲁迅赏识之后，钱君匋更加倾心于封面设计。慢慢地，他设计的封面以简洁明快、单纯清丽、时尚而又富有金石气韵而著称。他先后为鲁迅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十月》、《死魂灵》和《死魂灵百图》等书负责封面装帧。一时，钱君匋的封面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上洛阳纸贵。尤其是同学陶元庆1929年去世后，新文学界的进步作家们都找独具匠心的钱君匋装帧封面。茅盾的《蚀》、《虹》以及《雪人》，刘半农的散文集《半农谈影》，柔石的小说集《姐妹》，胡也频的散文集《鬼与人心》，胡愈之的寓言《东方寓言》、散文《莫斯科印象记》，郑振铎的散文集《山中杂记》，丁玲的《自杀日记》，郭沫若的诗歌《蜜桑索罗普之夜》，曹禺的《日出》，陈望道的《苏俄文学理论》，周作人的散文集《两条血痕》，陈学昭的《时代妇女》以及郁达夫的《郁达夫全集》等，都是由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所作，所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钱君匋的封面成为出版界和读者中的一个知名品牌!以至于当求封面者纷至沓来，钱君匋实在忙不过来时，不得不让丰子恺、陈抱一、章锡琛等人出面制订“画例”挡驾。

　　书店的经营，

　　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

　　经过炮火洗劫的上海，已不是三十年代初那个经济繁荣的上海。为了生活，为了生存，钱君匋想到了出版，他约了几个朋友一同商议，最终由李楚材、季雪云、顾晓初、陈恭则及妻妹陈学綦等，每人出资一百元，共同创办了万叶书店。钱君匋后来回忆说：万叶书店刚诞生时，“其规模是小到不能再小了。经过协议，由我担任经理兼总编辑，陈恭则、李楚材、顾晓初任编辑及推广，陈学綦任会计，季雪云任总务”。可见万叶书店起步之艰难。

　　但万叶书店经过钱君匋等的努力，很快在上海出版界站稳了脚跟。他又创办了一份抗日救亡的文艺期刊《文艺新潮》，一些进步文化人立即为其写文章，如巴金、靳以、陈望道、丰子恺、罗洪、郑振铎等等。没有资本，钱君匋就把目光投向资金周转快的小学音乐市场，出版《小学生活页歌曲选》，并一炮打响。接着，他们又组织出版《国语副课本》八册、《算术副课本》八册、《常识副课本》八册、《小学生画贴》、《幼稚园读本》四册，并立即占领了市场。

　　资金的成功运作，让万叶书店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但也引起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注意。他们查禁了《文艺新潮》，还多次搜查万叶书店。在沦陷区的艰难生存让钱君匋感叹不已。1941年冬，他镌刻了一方“冷暖自知”的白文巨印，还首次在这方印章上刻了一个长长的四十六字的边款：“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昔纳兰容若为词语也……”

　　在孤岛办书店搞出版，钱君匋始终站在进步立场上从事出版事业。所以当时一般读者把万叶书店看作“左翼”文坛的一个机构，而共产党人楼适夷、蒋锡金等人，则把它看成革命的进步“据点”，当时新四军军部的人来上海，还把万叶书店当作一个“联络点”。据说，1943年6月，钱君匋在新四军军部的朋友李仲融来上海办事，便在万叶书店落脚。当时新四军军长陈毅曾请钱君匋刻章，于是钱君匋便刻了一方印章，托李仲融捎去。几年后，上海解放，刚指挥完解放上海战斗的陈毅立即派人请钱君匋去面谈，让钱君匋提供一批艺术家的名单。钱君匋送给事先刻好的“陈毅”“仲弘”两方印章，陈毅仔细看了看，高兴地说：“我没有研究过这门学问，可以说是外行了，但觉得你刻的很不错，很有功力。以前通过李仲融同志请你刻过一方印，很是谢谢。”陈毅的谦虚让钱君匋感动不已，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92年，还在上海《文汇报》上深情地回忆起与陈毅的这份印缘。

　　（摘自《钱君匋：钟声送尽流光》钟桂松著 大象出版社2006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