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诺尔曼·白求恩》的所有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导演杨阳好像还没有从“白求恩”的生活里走出来。“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全身心投入，就像经历了—场刻骨铭心的恋爱，或者一次深刻的人生体验。”

　　内心有一股创作的冲动

　　去年这个时候，杨阳带着整个剧组和100多个外籍演员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酷暑中拼搏。“几乎每一天我们都经过闹市区，那里有一尊他的塑像。每当我走过那里的时候，总是停下来，凝视着他。他穿着我们熟悉的那件白大褂，风尘仆仆的样子。过往行人，手里拎着从商场里买来的大包小包，在他身边穿梭，无人驻足。一只灰色的鸽子常常站在他的头顶，或者肘臂上。”

　　看着他，杨阳总在想：“就是这样一个人，在66年前，人类最黑暗的时刻来到了东方，并在我们中国人最苦难的日子里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就是这样一个人，用嘴吸出一个中国小战士伤口里的脓液；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晋察冀的崇山峻岭中，在干烈的日头下，暴土扬烟地啃干粮，喝凉水，在枪林弹雨中奔跑，在小破庙里日夜手术……这样一个为了中国献出生命的人，还有多少中国人用心去思念他?把他当成我们的兄弟，朋友?我们何以把切·格瓦拉印在T恤上，为什么不去印白求恩呢？”因为她的内心有一股冲动：“今天我们走近白求恩，其实就是在叩问我们自己的心灵。”

　　北美名医为何来到中国

　　在一年多与诺尔曼·白求恩的灵魂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杨阳越来越理解他，也越来越敬重他。他不再是一个概念化的英雄，一个书本里的模范，“他真的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长，我们生活的一面镜子。”

　　白求恩曾经工作过的医院和大学——蒙特利尔的圣心医院、维多利亚皇家医院，还有麦吉尔大学，无论从外观还是声誉上说，在今天也都是顶尖的。那里还保存着白求恩亲笔画的油画和很多当年的照片，还有，白求恩的日记。它们都在拓展着杨阳的想像。

　　“年轻时，他也曾经风流倜傥，纸醉金迷。他豪华的客厅就是开放的俱乐部，是朋友们把酒言欢的场所；在美女如云的酒吧和大街上，他也常常通宵狂欢。”

　　杨阳不禁要问：“一个生活和事业如此优越的北美名医为什么要到中国来？来到这个当时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最令人伤感的地方受苦？”

　　对此，白求恩在日记中已经作了回答：“在我的诊所里，我逐渐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社会生活中最需要医疗的人，往往是最付不起医疗费的人。这正是病理学与社会学的内在关联。”

　　在拍摄许多场面的时候，杨阳的心里非常沉重，喉咙总是哽咽着。后期编辑的时候，看到这些场面，她和她的剪接师每每泪流满面。

　　“我总是想：今天的我们，能面对诺尔曼·白求恩以他的生命赋予我们的重托吗？”

　　像白求恩那样去工作

　　为了拍好这部电视剧，杨阳和剧组遭遇了很多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

　　国内的拍摄地选在山西偏远的山区，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住的是窑洞，连个像样的厕所也没有。为了重现当年的战争场面，还要找来很多马和骡子，要指挥这些动物演员难度可想而知。

　　很多镜头都是表现医疗队的人，最多的一个镜头里需要200多个伤员。因此每天光是化妆就要花去很多时间，还要把衣服都撕得破破烂烂，在“伤口”上喷上“血浆”——新鲜的伤口；陈旧的伤口、化脓的伤口，腐烂的伤口，需要的颜色还不一样。

　　一天拍下来已累得要死，演员都休息了，导演却还要为第二天的拍摄准备后面的剧本，用E-mail发给远在加拿大的翻译翻成英语，第二天一早好交到外籍演员手中……每天只能睡—二个小时又要出发去拍摄了。天天如此，杨阳累得几次在片场休克，但醒过来又继续工作。

　　山西部分的拍摄结束后，她回北京去医院检查，发现由于过度劳累，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接下来还要赶拍加拿大的戏，还要做后期编辑，哪里来得及休息。

　　在加拿大，又碰上了新的麻烦。庞大的剧组每天都需要大量资金，为了节约拍摄成本，杨阳恨不得每天都连夜拍摄，但当地有严格规定，演员每天拍摄一定时间就必须休息。剧组请来扮演少年白求恩的小演员，还需要安排时间让文化课老师为他补习功课。这样一来，每天留给导演的时间就只有几个小时，拍摄必须争分夺秒，这给杨阳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经历了所有这些，杨阳说她从来没有后悔过。

　　“在那个下雪的早晨，白求恩走了，两手空空地离开了他所爱的世界。6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一天也没有忘记这位加拿大朋友。尊敬他，如一个英雄；爱他如自己的兄弟；追随他，如人生的楷模。”当结束全部拍摄的那一天，杨阳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

　　她把白求恩的一段话放在了全片的结尾：“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这世界只要还有流血的伤口，我的内心就一刻不得安宁。”

　　“我希望所有观众跟随白求恩走完他的一生的时候，也能抚摸着自己的良心去问一问：我，应该怎样生活在这个浮躁的世界。”杨阳说。（赵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