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和中国革命的命运，一步步地迈向了伟大的转折点。

　　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红军攻克遵义。１月１５日起，红１军团警备连战士杨世林和１５０多名战友一起，调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执行警卫任务。

　　他们警戒的目标，是一座上下两层的小洋楼，那曾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

　　９２岁的曾美那时是军委一局的见习作战参谋，住在柏公馆一楼。“会议在楼上进行，我们在楼下听得见开会的声音，但不知道内容。”他记得，“会议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始，一直开到深夜，有时到拂晓。”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１９８３年发表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是这样还原这次会议的：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接着作了副报告。毛泽东进行重要发言，批评了博古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生前曾回忆说：“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

　　３天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４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２０位会议参加者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革命濒临绝境的生死关头，推动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４年来，首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重大问题。

　　“遵义会议是我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一点也不过分，否则，如果仍让李德等人瞎指挥下去，红军全军覆灭并不是危言耸听。”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