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在世界传播了２５年，夺走２５００多万人的生命。直到今天，在这场与艾滋病抗争的斗争中，人类仍然没有获胜。在另一场战争中，全球的艾滋病防治组织和艾滋病患者在与治疗疾病的高昂价格作战。只有赢得这场“生命和价格”的战争，人类才可能最终在与疾病的战争中胜出。

　　药，救命的药！

　　生活在多伦多的艺赢是一个越南裔艾滋病患者，１９８５年就被检测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由于在１９９５年发病初期就开始坚持服用抗病毒药，艺赢在发病１１年后仍然活着，而且还能继续工作，在当地一个福利机构上班。

　　目前，“鸡尾酒疗法”仍然是最有效、可行的艾滋病治疗方法。接受该疗法的患者要长期联合服用３种或３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作为最早接受“鸡尾酒疗法”治疗的患者之一，艺赢在过去的１１年里更换过许多药物。他说：“现有的二十几种抗病毒药，我已经吃过十几种，都有抗药性了。”说起新药，已经停药一年多的艺赢说：“再换新的组合，也难受，吃了就吐，所以干脆不吃了。”

　　药，昂贵的药！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低收入国家接受“鸡尾酒疗法”的患者人数已经增加至２００１年时的三倍，到２００５年这些国家已经有１３０万艾滋病患者接受该治疗。然而，这个数字只占全球需要这种治疗的患者总数的２０％。

　　中低收入国家艾滋病患者无法接受“鸡尾酒疗法”，在确诊后只能“等死”的原因之一是抗病毒药物昂贵的价格。

　　２００１年成立了一个为全世界抗击艾滋病提供资金的机构，名为“战胜艾滋病、肺结核及疟疾的全球基金会”（简称全球基金会）。全球基金会成立６年来，已经为１３２个国家的近４００个项目提供了９０亿美元资金。

　　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博士说，目前中国中央政府每年用于艾滋病的拨款达８亿人民币，加上地方政府的投入，总计为１０亿到１２亿人民币。

　　命，无价的命！

　　人类不断与艾滋病抗争的同时，中低收入国家也没有间断过要求降低抗病毒药物价格的努力。这场斗争的双方不再是人类和疾病，而变成生命和金钱。

　　面对抗病毒药物高昂的价格和西方国家严厉的产权保护，呼吁为艾滋病患者提供低价药物的组织和个人质疑：靠公共基金研发而成的药物怎能做专利出售？上千万人生命受威胁时，谈药品产权保护是否人道？

　　今年世界艾滋病大会期间，一些维护中低收入国家艾滋病患者利益的组织举行抗议，矛头直指美国大医药公司雅培制药，打出标牌称它“贪婪杀人”、呼吁“拯救生命是头等大事”。

　　这些要求抗病毒药物降价的呼声确实从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今年３月，美国制药企业默克公司开始下调其生产的抗病毒药物价格。降价前，选用默克公司两组药物的患者每年每人要分别支付３４６.７５美元和５０３.７美元。调价后，每人每年只需支付２７７.４美元和３９４.２美元。

　　本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开幕前，雅培制药宣布，在全世界最穷的６９个国家以每人每年５００美元的价格出售其抗病毒药物，在其他４５个国家以每人每年２２００美元的价格销售。雅培制药说，同样的抗病毒药物在美国的售价是每人每年７５００美元。

　　尽管如此，大医药公司的抗病毒药物仍然价格不菲。在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和艾滋病传播最严重的国家，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资不到１美元，数百美元的治疗费用对于艾滋病患者无异于“天文数字”。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说，希望目前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活到１０年、１５年甚至２０年后。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人类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让全世界更多的艾滋病患者有可能得到现有的治疗手段。 熊蕾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