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地捐钱成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头疼事。据新华社报道，8月13日，盖茨在全球防艾大会上说，由于日前世界第二富翁、“股神”巴菲特向盖茨基金会捐赠310亿美元，由此带来的“工作量”增加，专业人员缺乏，让怎样更好更迅速地捐款成了一个难题。

　　盖茨所为只是个例，但公益基金会确是私人财富回流社会的一条重要通道。公益捐赠，被人们称为社会的“第三次分配”，而专业的公益基金，则是旨在让财富找到最应该去的“归宿”——

　　在省体育局的大楼里问了好几间办公室，才找到“陈伯涛体育发展基金会”。这个目前管理着200多万元资金的公益基金会，只在省体育局大楼里租了一间办公室。“一年租金要16000元。”即便如此，基金会的秘书长李昊还是感到有点心疼。

　　不大的办公室摆了三张桌子，显得有点拥挤。记者一去，工作人员杜常静不得不让出了自己的办公椅。30多岁的杜常静是整个基金会最年轻的一位工作人员，是这个基金会成立11年来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从社会上招聘来的固定工作人员，平时主要管理基金会的内勤与文秘工作。她每月能拿到固定的工资，但据说金额很有限。

　　面对面而坐的蒋成泉和李昊，分别是上半年理事大会新选举出来的理事长和秘书长。两人退休前都在体育界工作。蒋成泉参与了基金会的创立过程，李昊则是被基金会的公益精神所感动，刚刚放弃了一家企业的顾问工作，专门跑来为基金会打工。说是打工，每月不过拿很少的补贴而已。

　　“一个香港老板，能够这么关心杭州的体育事业，每年捐出可观的钱，也不图什么回报，我真是很感动。”李昊说。他口中的香港老板，就是当初出资200万元建立了基金会的实业家陈伯涛。

　　基金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利用基金收入，组织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奖励优秀运动员，援助生活贫困的运动员，说白了，就是“花钱”。虽然挣钱不多，但是李昊很满意自己的工作。“因为都是在做好事，当然很舒坦。”基金会的工作是花钱给人家用，受到资助的人对李昊他们都是很感激很尊重的，这让李昊的工作心情特别的好。

　　基金会曾经资助过一个低保家庭的小运动员，那是个练体操的孩子，拿过省全能冠军。拿到资助金，孩子父亲非常激动，几千元钱数目不大，但对于一个低保家庭也有很大的作用，这种被社会认可的荣誉更是在信念上支撑了这户家庭。“这种时候感觉自己生活得真有意义。”李昊说，今年上半年，自己与理事长蒋成泉，陪着陈伯涛先生专门去了淳安县光昌乡希望学校。“我们一去，校长、乡长，甚至县里的有关领导都出来与我们见面。那里是山区，学校设施条件非常差，孩子们连张乒乓桌都没见过。我们一下子清楚可以给孩子们一些什么了。”

　　根据理事会的决定，基金会今年有15万元将专门用于援助家庭贫困的优秀运动员或经费短缺的训练团体。小杜说，这项“援助计划”的申请表已经都发下去了，这几天正在陆续回收。由于是第一次做这项工作，很多申请表的填写都不规范，大家正在一张一张检查，这后面，还有更重的事实核查工作在等着他们。

　　基金会在杭州业内已经颇有些名气了。一些社会体育活动的组织者，都会慕名去基金会募捐。“能给我们总是尽量给，不久前杭州的横渡钱塘江活动，我们也出了力。”

　　在别人眼里，基金会是“散财童子”，但是基金会对内部的开支，却非常“抠门”。

　　按有关规定，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陈伯涛基金会今年预算要用于三项主要资助工作的金额是50万元，这意味着，基金会今年的日常开支不能超过5万元。“费用蛮紧张的，能省就要省。”基金会有一辆小面包车，不过至今也没有一个专职司机。“一个司机一年的工资福利就要三万元，我们根本养不起。”小车平时就借给别的单位用，汽油费、保养车的钱就省了，要用时，李昊他们再将车借回来。理事会开会，就去体育局借办公室。

　　身为理事长，蒋成泉更多地考虑如何保证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只有资金来源有保障了，这“散财”的事才能做长久。“现在银行利率太低，基金会的200万元本金放在银行，一年的利息还不够日常开支，我们今年已经转而购买国债了，这样增值率能稍微高一些，大约比存银行可以多一万多元钱。”蒋成泉说自己过去也向一些企业拉过捐赠，但是，“因为基金会冠名是最初的捐赠人陈伯滔的名字，所以企业都不愿意没名没分地花钱，替别人扬名。”他最后不得不断了这个念头。基金会现在每年全靠陈伯滔的投入，单一的捐赠来源让蒋成泉隐隐不安。他非常希望，基金会的社会效益与影响力能不断扩大，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公益事业中来。

　　结束采访时，蒋成泉突然很认真地问记者，是否知道外省有类似的体育公益基金会，他感到，虽然做了好多年基金会的工作，但是同行间交流很少，他很希望能够多了解其他的公益基金会是怎样运作的。对于记者提到的省内与国外一些公益基金会的运作情况，他听得非常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