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独立，那是我们自打当红军就有的理想。”

　　参加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老红军袁林还记得，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第３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抗日宣言；诞生不久的红色政权还面临着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剿”，杨靖宇、赵一曼等共产党人已被派往东北组织抗日斗争；中央红军长征前３个月，“抗日先遣队”红７军团突围北上……

　　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四支红色大军纵横６．５万里的长征，更是一路高举着抗日旗帜的战略转移。

　　“向着北斗星的方向前进。”９３岁的袁林说，“北上抗日，一直是我们长征路上的精神支柱。”

　　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支撑着红军将士用双脚走到了陕北，挺进到抗日前线。

　　“第一仗，我们就给了鬼子一个下马威。”当年吹响平型关战斗进攻号的老红军强勇回忆，“激战一天，歼敌１０００多人，缴获的呢子大衣，够全师每人一件。”

　　在１９３７年９月的这场战斗中，李水清中弹负伤。但这位八路军营教导员没有退出战斗，而是捂着流血的肚子继续冲锋。

　　“就是死，也要头朝前倒下！”面对甚嚣尘上的“亡国论”，李水清和战友们决心要打好出师第一仗，“打出红军的威风”。

　　平型关一战，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这一战绩的八路军１１５师，是两个月前由长征路上的中央红军１军团为主改编的。

　　１０月１８日，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１２０师设伏雁门关，毙伤敌５００余人，数十辆日军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日军３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如同这升腾的浓烟一样，随风消散。

　　“团长用仅剩的左手端着枪冲在最前面，拉也拉不住。”提起那次难忘的战斗，老红军夏精才首先想到的，就是长征中失去一条右臂的贺炳炎。

　　一天之后，八路军１２９师７６９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２４架，歼敌１００余人。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了空中突击力量，不得不分兵防御后方。

　　１２９师的前身，是三过雪山草地的红四方面军。

　　“英雄八路好儿郎，雁门关下摆战场，阳明堡里一把火，鬼子飞机全烧光。”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这些战斗当时便被广为传唱，其意义并不单是战果的丰硕，而在于对日军嚣张气焰的迎头痛击和对全国人民抗战信心的极大鼓舞。

　　全面侵华之初，日军并未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视为对手：这支刚刚经历过长征，又遭受了西路军蒙难巨大损失的部队，人数不足４万，不少士兵甚至还没有一支枪。

　　然而，日军忽视了这是一批经历过九死一生的长征锤炼的人，忽视了这是一批为了民族的利益舍得豁出性命的人。

　　“几仗下来，老鬼子就都知道戴斗笠的八路不好惹了。”夏精才回忆，从南方长征过来的红军多数有戴斗笠的习惯，没想到这竟成了令鬼子惧怕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