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当年的中央苏区，走近红军长征出发前的那段历史，听听文史工作者的讲解，看看党史研究者的文献，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长征虽然是一次被迫的突围转移，但并非是在敌人的飞机大炮面前，“左”倾冒险主义者仓促决定的。

　　正如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所说，“这次战略大转移对当时的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

　　长征的酝酿，经历了一个艰难而较长的过程。

　　众所周知，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３年二三月间，中央红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表明，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在迂回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符合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实际。

　　１９３３年９月，蒋介石调动５０万军队，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但是，由于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相继解除了毛泽东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领导职务，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央红军被错误地指令同数倍于己的强敌“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打“正规战”，以期“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历经一年的消耗，主力红军遭到重创，中央苏区日益缩小。

　　１９３４年４月下旬到５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地相继失守，中央苏区的南北门户洞开，国民党军直逼中央苏区腹地。

　　５月下旬，博古在瑞金主持召开了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认为，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第五次“围剿”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１９３４年６月２５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决定。博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但对共产国际的电复秘而不宣。

　　随后不久，为了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在兵员、物资、军事、舆论、组织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必要的准备工作。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记述道：“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时间是１０月底１１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此外，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

　　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研究陈列部主任张小平说，有史料表明，１０月７日，由我党秘密工作者获得的一份国民党军将向中央苏区发起总攻的情报送达瑞金，周恩来等人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意识到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已经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于是决定提前进行突围转移。

　　１０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中央机关、中革军委撤离瑞金云石山，向于都县集结参加长征。

　　余孝忠 陈春园 沈洋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