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现象

　　唐山地震的当天，我作为一名空军摄影干部，奉命立即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清晨得知，震中确定为北京以东130公里的唐山地区。当地空军驻军在震后通讯联络全部中断。

　　上午9时，我同司令部有关领导及参谋人员一行7人驱车来到通县张家湾机场，登上一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里2”飞机。飞机起飞后，我的摄影工作便开始了。在机组人员的协助下，打开舱门，我系上安全带，半个身子探出舱外，手握相机对准航线经过的村庄城镇，一一拍摄下来，掌握了从北京至唐山沿线的震情。

　　30多分钟的空中作业，脸被风吹木了，手冻僵了，可我心里挺满足，因为我不仅拍到了照片，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一个村庄房屋破坏得非常严重，几乎全村变成一片废墟，而飞行几分钟后，临近的另一个村庄房屋却完好无损，几乎没有倒塌。再往前一个村庄又遭到毁灭性破坏。面对这种奇特景象，我问自己：地震是否以唐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向四面八方波及，“波峰”上破坏严重，“波底”里破坏较小？我不明白其中缘由，地震科研工作者应该早已掌握了这一自然现象吧？

　　飞临唐山机场时，天空浓云密布，地面能见度极低，尽管领航员与地面一直用无线电联络，但始终未能听到回答。因此，飞机是在不具备任何飞行数据的情况下着陆的。走下舷梯，一股凉风细雨袭来，我不觉打了一个寒战。指挥塔楼已断裂倾斜，电线杆拉着断线斜躺着，偌大个机场空荡荡的，见不到几个人影，完全陷入了一片瘫痪状态。

　　领导和机关人员到来，迅速组成了机场指挥部，调来塔台车、扯起帐篷、架起电话线、安装电台，各个环节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

　　为了全面掌握灾情的第一手材料，我申请了一架被称为“空中轿车”的法国云雀直升机，向东南飞行进入市区。路北区的建筑物倒的倒、塌的塌，留下的只有残墙断壁，线条清晰的完整房屋已很少见；工业区的情景更令人心寒，唐山钢铁厂、422水泥厂以及陶瓷厂已失去了往日生气勃勃的景象；飞临路南区时，能见度明显降低，地面被黄尘及烟雾所笼罩，隐约见到一大片高低不平、黄灰色的碎砖乱石，几乎所有民房倒塌，酷似一片荒无人迹的大漠。20多分钟的飞行，我将唐山整个市区尽收镜间。

　　荒漠中的绿洲

　　在机场南头停机坪上，空军战士们正往直升机上搬运一箱箱食品，准备空投。我随乘808号直升机再往市区，在飞行中，我发现大部分食品是饼干，还有很多塑料袋装着馒头、烙饼。每个袋里都附着一个信封，我好奇地抽出一个，只见信封上写着：送给唐山人民。落款是：河北邢台一市民。信中写道：亲爱的唐山父老乡亲，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我们深知遭受地震灾害的痛苦，1966年3月邢台地震，我家破人亡，在极度悲痛之时，敬爱的周总理亲临灾区视察，给了我精神力量。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也包括唐山人民的支援，我们度过了艰难时刻，我们从废墟上爬起来，历经磨难，重建了家园。我连夜烙了几张薄饼送去，以解燃眉之急……看着这火一样炙热的书信，谁能不动情？

　　直升机来到预投空域，位置大概在火车站以东，这是个人口稠密的重灾区。飞机的飞行高度很低，地面看得一清二楚，市民们聚集在废墟上，仰望天空，双手不停地摆动着。机务人员把舱门打开，系好安全带，将一箱箱一袋袋食品投下去。我不停地按动着快门。

　　在一般人眼里，照相这玩意儿，只能在节假日和喜庆的时候才派上用场，而绝不会在大灾大难、家毁人亡的时刻拿出它来。我要想坚持拍下去，只能改变“明目张胆”的拍摄方法，采取隐蔽措施，趁人不备，快速抢拍。拍完后即刻把相机装进一个随身带的黑塑料包里。

　　7月28日下午6时40分，我正在帐篷里整理照相器材，突然，地面猛烈颠簸，发出隆隆响声，帐篷呼啦呼啦地摇晃起来。我已无力控制自己的行动，死死把相机搂在怀里。我知道这是一次较大的余震，不知几十万灾民是怎样挨过这暴风雨之夜的，又想到北京的妻子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不知安身在什么地方。唉，现在顾不了这些了！

　　唐山机场饮用水告急，由于地震引起地下水下降，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是糨糊糊的黄泥汤，只好把泥汤灌到水壶里，沉淀后再喝。机场北头有从全国各地空运来的堆积如山的各类食品，谁也不去动，依然嚼着分配给自己的难以下咽的那份压缩饼干。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那些食品的分量。

　　地震发生后的头三天，是唐山市灾后最为严重的时刻。饥渴、伤病无情地袭击着人们。

　　“去飞机场，找解放军。”人们在危难时刻总是首先想到人民子弟兵。

　　灾民们把唐山机场视为荒漠中的绿洲。人们扶老携幼，用平板车拉着伤员，用自行车驮着老人和儿童，更多的人则是挑担挎篮，步履艰难地，潮水般地涌向绿洲——唐山机场。

　　机场的营房及四周草坪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灾民，人们为横躺竖卧的受伤者架起塑料棚，以避风雨和日晒。战士们架起了几口大锅不分昼夜地熬着米粥，饥渴的人们在这里补充着建设新家园的能量。

　　“北京怎么样？”

　　从全国各地调集的一万多名医务人员组成的200多个医疗队，在唐山的废墟上迅速展开抢救工作。在机场营房的周围逐渐出现医疗队架起的顶顶帐篷，帐篷旁插着红十字旗，标牌上写着：解放军总院、空军总院、上海六院……　

　　手术帐篷里，医务人员如同处在战争状态下，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做着医院里都少见的大手术。照明用的是汽灯，消毒用的是游泳池里的水……

　　经国务院批准，唐山自7月30日开始了一场向全国范围内转移伤员的壮举。此时大批飞机、列车、汽车从各地陆续调往灾区。作为空中大通道的唐山机场，马达轰鸣，各种飞机呼啸着像穿梭一般，时起时落，出现了空前的繁忙景象。飞来的飞机卸下满载的救灾物资，飞走的飞机满载着负伤的兄弟姊妹。在停机坪上，可以见到十几种机型的飞机。所有飞机舱内的座椅已全部拆除，舱内地面上铺满了塑料布，伤者一个挨一个躺着，很多人衣服上缝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单位、姓名和年龄。一架大型飞机可载一百五六十人，小型机载几十人不等。两天后，运送伤员的秩序有明显好转。

　　指挥部安排了大批直升机到交通不便的边远郊区，专门运送受伤的农民兄弟。我曾随机去开平、古冶等地采访。一次，我随乘中国民航806号直升机飞往东北方向。飞机停稳后，大家一齐拥向土岗，将重伤员用门板抬入机舱。大多数伤者是骨盆、脊椎砸伤，不能坐立。舱内机务人员把伤员排列好，最大限度载入8人。关好舱门，马达隆隆旋翼飞速旋转，机身垂直拔起。借助舷窗向下看，土岗上又一次卷起黄尘，社员们迎着风沙，仰望着飞机，激动得泪流满面。

　　我挤在机舱尾部的一个角落里，扫视着所有的伤员，发现在邻近的门板上躺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泪水洗面，抽泣不止，我赶忙俯身问他：“哪儿不舒服？”

　　“……”他摇了摇头。

　　“那你哭什么?”

　　“解放军同志，您能去北京吗？”

　　“能。”

　　“您到北京时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捎个话，就说我们唐山农民感谢他老人家……”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你的心愿我一定带到北京去。”

　　“我们一家人在地底下埋了大半天，多亏解放军来到村里，才救出我们，要不然全没命了。听说毛主席派飞机来接我们去治伤，很多人都哭了。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这是一个普通农民掏心窝子的话。强烈地震后的唐山，不论是在机场、矿山，还是街头、路边，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刚刚脱险的人们急切地询问：“北京怎么样？”唐山人民始终牵挂着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人民。

　　又一场战斗打响了

　　当我8月6日再次返回唐山时，抗震救灾工作已开始步入轨道。

　　各路救灾大军陆续进入市区，由于道路得到了迅速清理和疏通，大批运送救灾物资的汽车开进街市。来自各省、市的医疗队，乘着大卡车，车上插着红十字旗，不时驶过街面，帐篷里、马路旁边成了救死扶伤的场所。食品车、水罐车停在路旁，市民们提着各种容器有序地排着队，解放军战士们用木料和油毡为灾民搭建临时防震棚，以避日晒和风雨；军队大型吊装车辆分布在各主要街道，在废墟上不停地吊起残裂的水泥柱和楼板。

　　唐山震区附近的230公里铁路线遭到严重破坏。经过广大铁路工人和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短短10天的奋力抢修，北京至山海关路段于8月7日下午7时40分修复通车。

　　人们这时似乎可以松口气了。

　　不。

　　又一吞没生灵的猛兽——瘟疫，在不知不觉之中向唐山袭来，将唐山再次推入不亚于大地震的苦痛之中。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唐山出现的疫情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灾难都要可怕。

　　人们都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幸存者和10万救灾大军，很可能被这第二冲击波——瘟疫击垮，使唐山再次陷入绝境。

　　我再次到市区时，如火的骄阳悬在头顶，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尸臭和焦土味，战士们都戴上了防毒口罩，几乎所有人都用口罩、毛巾堵在鼻子和嘴上。黄连素、痢特灵成了紧缺药物。

　　又一场战斗打响了。

　　中央从全国调集了21个防疫工作队，共1300人开赴灾区，他们身背喷雾器，走街串巷进行消毒，为病员送医送药。军队调来了防化车，缓缓驶在主要街道上，向道路两旁喷洒着雾状消毒药液。机场南头停着四架土黄色的运五飞机，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忙碌着，一架架轮番起飞，低空掠过市区，消毒药液化作迷雾洒向废墟。

　　艰巨重任落到了人民军队的肩上。震后的头几天，部队是在没有任何防护设备、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进行挖尸工作的。后来尽管装备了一些防毒器械，许多战士仍未能避开疫病的侵袭，很多战士身上长毒疮，顺着疮口流着黄水，拉痢疾，一天跑几十次厕所……为了人民的利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年轻战士，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战斗着。

　　由于防疫工作及时有力，全体军民抵住了瘟疫的袭击，灾区安然度过了灾后的传染病暴发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8月12日，在唐山的采访告一段落，我从唐山飞回北京，在空中透过飞机舷窗下的废墟，我仿佛看到了唐山的明天。旧的唐山毁灭了，但唐山人还在，有唐山人和全国的支援，新唐山一定会崛起……

　　（摘自《我的1976》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