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慈溪农村，农民朋友遇到纠纷、签订协议，乃至行政复议，都要找律师“把脉”；村里但凡搞工程招标、土地承包流转、闲置房屋租赁等，也都先请法律顾问来“把关”。同时，他们还热衷于公证，当牵涉到土地、房产、借钱甚至是农业设施建设等重大事项时，都会进城请“公证”，“为自己加一道保险”。

　　“有问题找律师，签合同找公证”，慈溪农民亲切地称他们的这一选择为“法律消费”。

　　好一个“法律消费”！它的引领时尚，再一次印证了农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它所给予我们的惊喜，或许不亚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因为它演绎了社会“进化”的过程，预示着农村社会已渐渐离开“熟人社会”而奔向“法治社会”。

　　“法律消费”成时尚，这是观念的进步。在笔者眼里，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让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法治社会”的苗头。在计划经济时代，即便是在农村，所有的人，也都是生活在“单位”或“组织”之中，不要说公事有公家“料理”，就是相当多的私人事务，所依靠的也往往是行政手段。在那个时候，“法律服务”自然没有“市场需求”。

　　一旦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自然促使人们去寻找新的秩序原则，这一原则就是法治。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这是因为，传统的协调和调解组织（单位）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协调和调解的功能，人们已经从“单位人”开始转变为“社会人”。于是，法律或者说法治，比起原来行政的或熟人的解决方式有云泥之别。

　　这，其实是一个社会进化的过程——越来越趋向法治、趋向文明的过程。农民仍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如果这一庞大群体开始将“消费法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意义不可估量。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管理者需要提供更多“价廉物美”的“法律服务”，应该确立把法律当作消费品的观念，即法律并不是抽象的规则和准则，它更是供我们使用的一种公共产品。如果“法律消费”变成一种人们特别是农民承受不起的“高消费”，那么，人们还可能会回到传统。比如，现在出现的“医闹”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讨债公司”，就是“消费”不起“法律”而出现的不和谐现象。这现象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消费法律产品，接受法律服务，享受法律人生，徜徉法治环境，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理想画卷。如果立法机关能够出台更多的“良法”，司法机关能够树立服务观念“推销”法律，社会能够提供更多补救途径以打开法律消费市场，消费法律、享受法律的观念必将盛行于世，“有事请找我的律师”必将成为每个公民的口头禅，法治国家的理想必将在公众享受法律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如此，则社会幸甚，文明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