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长江》是对20年前《话说长江》的一个继承和延续。20年前拍摄的《话说长江》是以历史、人文、风光为主，被誉为爱国主义的电视教科书，评价甚高。为什么20年后还要再拍长江呢？李近朱解释说，因为这20年对中国社会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改革开放的20年，而一条长江滋润了半个中国，所以这部《再说长江》的主题，就是通过长江的变化看中国的巨变，通过长江让世界认识中国。总而言之，要力争突出一个“变”字。

　　古希腊的一位著名哲学家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是因为万事万物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和变化当中。20年，对于一条已经在地球上奔腾了亿万年的大江来说，只是白驹过隙的短暂瞬间，但对于长江两岸的人民和正在高速发展的国家而言，20年则是经过了一番翻天覆地、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

　　从创作手段上看，《再说长江》以饱满的激情，立体地、多维地、全景式地展现长江波澜壮阔、多姿多彩的壮丽景象，力求表现和开拓出长江的多个“第一”。即，第一次利用多种飞行器实行大制作；第一次与中国科学院对长江源头进行联合科考；第一次以长江为总线索，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第一次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诠释长江流域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第一次从发现的视角，去探究长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何以失传；第一次借鉴历史地理学、文化遗产学、地理气候学等前沿学科最新学术成果，来重新认识长江。

　　“与当年的《话说长江》相比，《再说长江》有4个巨大的变化。”李近朱不无感慨地说。“最显著的就是长江变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与长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青藏铁路、三峡工程、浦东开发、重庆改为直辖市以及正在进行的另一项大工程——南水北调等等，这些对中国人来说极其重要的变化都与长江息息相关。其次是电视变了。李近朱说：“电视制作水平的进步只是一个方面，《再说长江》中最大的转变是创作观念的变化。”如果说《话说长江》在改革开放初期，向刚刚放开眼界的人们展示了长江雄浑壮丽的自然奇景的话，那么《再说长江》则是用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来展示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以人为主体，以故事为核心，以纪实为灵魂。“第三个变化是观众变了。”20年前的观众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还不太多，而如今的观众眼界更加宽阔了，每天接触的信息量是巨大的。与当初《话说长江》散文诗式的风格相比，《再说长江》丰富扎实、讲求科学的信息会对观众形成更大的吸引力。“第四个变化是创作队伍的变化。《再说长江》的创作者们，平均年龄不超过40岁，他们中既有我这样跨越了《话说长江》与《再说长江》的老电视工作者，也有青春勃发，以全新的视角看待长江的年轻人，不同观念的积累碰撞，反而会产生出一种全新的效果。长江在这两部片子中，被赋予了不同时代、不同侧面、不同风格的内涵和魅力。”

　　如果要寻找《再说长江》与《话说长江》最大的区别，那当属是一个“人”字。在片中，有许许多多普通百姓的故事，这其中有三峡移民在异乡开创新的人生，有在当初生活窘迫，而如今却拥有两辆轿车、3部手机的普通市民家庭。他们的生活在这20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正是长江乃至全中国在这段岁月里繁荣昌盛、高歌猛进的缩影。

　　与以往很多大型节目不同，在此次《再说长江》摄制组里，汇集了中国电视传媒的精锐力量，一些长江沿岸省市电视台中优秀的纪录片编导都参与其中。在整个摄制过程中，他们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热情。

　　三峡移民、浦东发展、长江巨变，这些宽广厚重的话题以何种方式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是《再说长江》遇到的一大挑战。最终，李近朱和其他主创人员决定，要用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现这个大时代的变迁。

　　当年崇明岛上的挤奶工人现在做起了生产管理工作；当年南京街头推着儿子的女军人现在当上了医生；当年在重庆长江大桥上晨跑的11岁男孩现在正在绘制重庆的地图，他说地图几乎每天都在变。长江的变化、时代的发展，就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与细节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寻找当初在《话说长江》中出现的人物，也是《再说长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内容。当年《话说长江》中曾出现过一个四川的说书艺人，那时拍摄用的还是胶片，音乐编辑李近朱要认真地把现场的声音和画面上的口型同步录好，对这位说书艺人当时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忆犹新。在《再说长江》的拍摄过程中，剧组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去寻找这位老艺人，经过多次周折四处打听，最后终于在四川乐山找到了他。此时他已满头白发，进入了耄耋之年。当初他在《话说长江》里出现后，一下子就成了当地的名人，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如今他虽然已经八十高龄，但仍有一份工作，生活得无忧无虑。当老人得知《再说长江》对他执著的寻找后，不禁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