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秋姓名李遇秋，著名作曲家，离休前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副团长。也许是叫着顺口或便于记忆的缘故，在有关《长征组歌》的一些广告和节目单中，总会有这样一行字映入人们的眼帘，“作曲：晨耕，唐诃，生茂，遇秋。”提起这4位曲作者，遇秋老人对我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长期在战友歌舞团担任作曲和领导工作，过去一直合作得很好。不过，晨耕同志前几年因病猝然去世，唐诃长期居住在青岛，生茂目前深居简出，现在还能活动一下的，恐怕就是我了。”

　　回忆起《长征组歌》这部“红色经典”的创作过程时，老人说：“这部作品是我们4位曲作者通力合作完成的。当年，我参与了其中大部分合唱以及全部器乐总谱的创作。毛主席看《长征组歌》演出，听到演员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时，笑着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这是肖华同志歌词写得好，作曲、演唱到位。”说到这些，老人兴奋不已，对过去的那些经历记忆犹新，娓娓道来。

　　“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65年初春，上级交给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晨耕和生茂、遇秋一项重任，为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的《长征组诗》谱曲，并希望将来能够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在军营广为传唱。他们3人经反复商议后，决定“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然后进行了分工。阳春四月，《长征组歌》的“主旋律”初稿敲定。于是晨耕3人加上随后调来的唐诃，赴杭州向正在西子湖畔养病的肖华汇报了《长征组歌》的创作进况。4个人边说边比划边唱，当汇报到合唱段落时，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一番演唱，肖华听后觉得满意。接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人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10个上午给他们4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虽然听过多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肖华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肖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李遇秋深有感触地说：“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杭州回京后，就该写总谱了。遇秋老人回忆说：“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创作就是在战友文工团一间只有3平方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屋里热得像个‘锅炉房’。那时全仗着我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写，有时热得受不了了，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披着一块湿毛巾……”有一段时间，每当夜深人静时，遇秋经常想起红军长征时那一幕又一幕动人的情景，有时边创作边落泪，泪水和着汗水浸透了一页页稿纸。他说：“那些日子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经常会产生出一种幻觉，一闭眼仿佛就能看见很多红军战士就围在我床前，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大声地呼喊着‘李遇秋啊李遇秋，我们都牺牲了。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诞生。如今你还活着，你不写谁来写？你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好，我们等着你呢……”

　　遇秋也是“小八路”出身，也曾在风雪夜翻过山坳坳，也曾几天吃不上饭，靠野菜、野果来充饥，也曾从日寇的“围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就这样，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有生活、有素材、有技术”的优势，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两个月后，《长征组歌》一气呵成。

　　音乐总谱拿下后，排练时又遇到新的问题。当时，战友歌舞团搞声乐和器乐的加在一起总共不过30人，根本无力去完成这一多声部大型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团领导从其他部门和单位借来了40多人，人虽然够了，但其中很多人还不熟悉五线谱，只好一边学一边唱。遇秋在作品中相当一部分采用了“复调”的手段去表现音乐形象。那时，连专业合唱团体都很少用“复调”演唱，因此用“复调”去表现和演唱《长征组歌》就更难了。遇秋回忆说，至于当时乐队的情况就更糟糕了，1964年，在“革命化、民族化”的幌子下，刮起了一股“改革乐队”的风，几乎砍掉了所有的西洋乐器，只留下了一些简单的民族乐器。遇秋只好采取有什么用什么的办法，来了个中西乐器大合奏。没想到合在一起的效果还不错，既悲壮又铿锵。

　　1965年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引起了轰动。之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全国。

　　在遇秋的案头，常年摆放着一幅周总理当年接见《长征组歌》全体演员时的合影。回忆起周总理的关怀，遇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长征组歌》于1965年5月开始排练。那时，周总理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有一次看完排练，总理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遇秋老人回忆说，《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总理接连三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总理对他们几位曲作者说：“肖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的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

　　遵照总理的指示，遇秋等人又重点调整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平衡协调及与合唱队的宾主关系，从1965年7月起，《长征组歌》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公演了20多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65年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总理走过来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

　　1966年春天，战友歌舞团忽然接到随总理出国访问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听了有关领导的汇报。总理对《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他说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李遇秋说：“你们回去再改一改好吗？”出国前，总理再次看了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

　　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遵照上级指示，遇秋对《长征组歌》进行了修改并重新配器。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这部作品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首都舞台上。遇秋老人沉浸在兴奋的回忆之中：“当时的情景真是让我终生难忘——在拥有近2000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两个月内连续演出了40场，而且场场都座无虚席，报纸和电台冲破阻力连续报道，轰动了全国。邓小平同志在审查时，亲自动笔，将《突破封锁线》一段中的一句歌词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这一句改得好，进一步突出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不料，风云突变。1975年冬天，又刮起了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歪风，将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八一电影制片厂为《长征组歌》拍摄的艺术片，也被“叫停”。导演王苹同志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完成了拍摄。说到这里，遇秋瞪大了眼睛情绪高昂地说：“那时，很多同志不畏政治高压，因为红军的长征精神已经深深扎根人们心中，成为‘于无声处’的第一声‘惊雷’。”

　　“周总理在病重期间，仍然惦记着《长征组歌》。他在看了电视转播的实况演出后，又派工作人员来索取演出的实况录音。记得在一次演出之前，中央电视台的同志来到剧场说：‘总理在医院想看《长征组歌》，今天我们来进行现场拍摄。’那天，不用再作任何动员，演出非常成功……”遇秋老人含着眼泪说，临终前，周总理还念念不忘那句“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歌词。

　　40多年来，李遇秋的名字始终和《长征组歌》连在一起，他为这部作品几乎倾注了大半辈子的心血。

　　1995年，受肖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和很多老领导和老同志的共同委托，由原总政歌舞团著名指挥家胡德风同志策划，对《长征组歌》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改编执笔的担子再次落到了李遇秋肩上。怎样使这部作品既能保持原有风格及主旋律，使人们一听就“认识”它，同时又能调动较多的合唱、交响乐的艺术手段，使它的意境和形象更加深刻，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这是摆在遇秋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他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春节期间也顾不上休息。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李遇秋不负重望，终于将一部200多页的总谱写了出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将军在审听了新版《长征组歌》之后称赞说：“老版本本身就很好，现在经你加工后，就更加锦上添花了！”李遇秋同志充满深情地告诉我：“这次对《长征组歌》的再创作，也使自己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了新的提高，这是我进入老年并离休后所得到的最大的一次慰藉。40年过去了，如今，我虽然年过古稀，却不肯停笔，依然在从事着我力所能及的创作事业。”

　　采访结束时，遇秋老人又轻声哼唱起了《长征组歌》中那雄浑、嘹亮的歌声。于是，一种久违了的激情，在我的心头萦回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