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的火爆，使得酒吧歌手走到台前。酒吧，在中国一度摆脱不了“暧昧”色彩，于是乎在酒吧里工作的人，比如，酒吧歌手，也浸染上了“暧昧”成分，成了一种非正常工作和边缘化生存的代名词。本周，我们采访一位杭州的酒吧歌手，一位曾和本届杭州“超女”郝菲尔同在一家酒吧演唱的歌手——

　　——一个酒吧歌手的内心世界

　　■本报记者 沈宇翔

　　第一眼见到峰子是在“旅行者”酒吧的门口，我径直冲进了酒吧大堂，找了一圈之后蓦然发现，在门口一把椅子上安静坐着的一个男孩，就是峰子。他穿一件白衬衫，戴着眼镜，眼镜背后的眼神，还透着点腼腆，白白净净的模样似极一个书生。这和我印象里的酒吧歌手相去甚远。

　　在乐声四起、众声喧哗的酒吧里，峰子开始讲述他的10年酒吧歌手生涯——

　　

　　早几年前，我的形象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留着长至腰间的大卷发，一身黑色装扮，连指甲也涂上黑色，戴着一手夸张的银戒指，看人的眼神，就像别人欠了我钱，现在想想都觉得恐怖。

　　1999年，遇到现在的老板张征时，我是个名副其实的流浪歌手，从江西南昌开始，到浙江永康、义乌、金华、温岭，一路在各地的酒吧夜总会里卖唱。当时的我潦倒得一塌糊涂，老板说我是他“捡来的”，一个流浪的孤儿。

　　我们这些在酒吧唱歌的人，经历似乎都有些相似，大都有着窘迫的生活、抑郁的状态、飘泊的身体和不安定的心。但，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状态？是什么让我们用这种方式开始对音乐的追寻？现在的我回过头来看看，开始觉得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是我过早踏进社会的开始。在酒吧搞音乐的孩子，不少来自破碎的家庭，缺少家庭温暖。

　　念初二的时候，在当地京剧团工作的父母离婚了，离婚协议书上写着，在我成年以前，由父母轮流照顾，每人照顾一个月。轮流照顾等于没人管，那时候起我实际上就没了家，开始一个人生活。渐渐地，我对学业完全丧失了兴趣，初三没念完，父母终于把我送到了当地歌舞团学员班，算是对我做出了安排。值得庆幸的是，我喜欢上了音乐，那时候整个人空荡荡的，没有爱，没有温暖，唯一能寄托的就是音乐，音乐能让我发泄，能给我安慰。

　　1996年，我15岁，带着对音乐的憧憬，从老家景德镇跑到南昌，一个人住在100元一个月的地下出租房里，连玻璃都是漏风的。运气好接到演出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没有演出的时候，就只能靠朋友救济，经常是5块钱吃上两天，有时候一个礼拜也吃不上肉。

　　那时候，一个少年的酒吧歌手生涯，是和泪水相连的。一次，刚好母亲路过来看望，我没钱吃饭问她要钱，母亲说没钱给，我伤心地摔门流泪；有一天，从夜总会回来，发现本来就破旧的房间里被小偷翻得七零八乱，最值钱的CD机被偷了，但上百张精心搜集的CD完好无损，我就像木头一样坐在床边，哗哗哗地流眼泪；还有一次，刚领到工资，在欢欢喜喜回家的路上，身上所有的钱全部被歹徒抢走，在暗夜里我坐在路边痛哭。

　　从那时候起，我和音乐，就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刚开始在酒吧唱歌，因为琴弹得不好被客人当场踢下台来，我默默承受了；圣诞节时候，在夜总会敲钟晚了几分钟，挨了老板好几个耳光，我也咬牙忍住了；因为流浪的状态，身边的女友一一离开，我也只能伤心地接受。音乐是我最好的伴侣。

　　看到一起合作的伙伴郝菲尔因为“超女”比赛一举成名，我心里为她高兴。有人问我你就没想过一夜成名吗？我说，我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音乐。虽然同样都是酒吧歌手，每个人的发展道路不一样吧。郝菲尔是去年夏天来的，她就像我的妹妹，经常会有音乐上的问题向我请教，有时候我弹钢琴她唱歌，有时候她会写一些小歌让我给她配乐，两个月前她参加超女比赛，就离开了酒吧。

　　酒吧应该是很多优秀歌手的出发地，它是流动的，一些人来了，一些人走了，但是我依然会坚守在这里。10年当中，我在酒吧成长，酒吧也一样在发生变化。现在来酒吧的人，文化人、白领越来越多，真正懂得音乐的人越来越多，它是我和听众最直接的交流平台，是我的音乐试验田。

　　

　　眼前的峰子，目光笃定，面带微笑，明朗而健康。10年酒吧歌手摸爬滚打的经历，让峰子蜕变成眼前的模样，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惊喜。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工作室，为自己写歌，也在为他人、为电视台等制作音乐。峰子说自己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正朝一个优秀音乐制作人的方向努力。

　　在这里默默祝福峰子，祝福这些以边缘的方式追逐理想、不言放弃、像野草一样生存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