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走了……

　　这是2006年6月7日大清早，从琦君的亲戚朱先生那里传来的噩耗。这一天我就什么事也没做成，整个人乱乱的，脑海里翻来覆去便是十多年前我们惟一的一次见面。那大约是1992年的冬天，她和先生一起回来省亲，约好晚上去拜访。因为感冒了，她在房间等着，她那位被她称作是“一点一划”的李唐基先生竟跑到楼下来，在冷风中等候多时。望着李先生那满头花发，一股暖流穿心而过。

　　温馨的灯影下坐着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一望之下我们便有了一种交流。这世上有些人你与他做了一辈子的伴，可他依然让你觉得陌生；但也有一些人，虽然只有匆匆一见，却会让人永生难忘。我相信文如其人，也信人如其文，自拜读过她的《碎了的水晶盘》，我便兀自爱上了她那人情味极浓却又清丽脱俗的散文。她的文字里有一种东西叫“典雅”。

　　琦君，1917年出生于浙江永嘉瞿溪乡的一个旧式家庭里。五岁，认方块字；六岁，学描红；七岁，读诗经、唐诗、习字；八岁，读女诫，孟子；九岁，读论语、唐宋古文、左传，学做古文；十岁，她就过目能诵，挥笔成文了。十二岁，随父母迁居杭州，入弘道女中。她是词学专家夏承涛的得意门生，于台湾成名。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曾对三十年来图书出版情况作过一次调查，统计结果，作品最畅销的男女作家是琦君和林清玄。而琦君名列十大女作家之首。她的作品受到7到70岁的读者欢迎，因而她的散文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她说，她以后争取每年回来一次。然而谁能想到，那一次竟成了琦君最后一次回乡。不过之后，我们便有了交流。每年的春天都会收到她寄自美国的“春”字剪纸。“春”是立体的，上面穿着一根细细的花线环，可以挂。春字有时绿色，有时红色，也有时是多彩的。我知道那是环保的做法，拿彩色的旧画报、旧挂历一类的彩纸“废物利用”的。有一年，我把她寄来的“春”字挂在办公室的台灯上，风一吹，就像灯笼一样晃荡起来，喜气洋洋。没多久又接到她的一封信，信上说：“既是你喜欢，我就再送给你一个。”于是，我又把它挂了起来。

　　琦君一直把杭州称为第二故乡。因为她的青春、她的少女情怀遗落在西子湖畔，她离开杭州的时候已经32岁。写作的原因是初到台湾的寂寞与虚空，初起写散文，后来涉足小说。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琦君散文》，还重印过几次。可是怎么也没想到的是，2002年一部由她的中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橘子红了》红遍了大江南北，红极了台湾与海外。

　　电视剧再现了一个旧时代的叛逆故事。让人不得不钦佩现代传媒的作用力：作家琦君写了一辈子的书，得过47个奖，却不及一次电视的普及率。不过，也许连市井老太太都知道了演员周迅，却依然没有多少人知道原作作家大名。可能也会有人去买书，去书摊上买一本《橘子红了》的“电视小说”而并非原著。这又该是当代文学的一大尴尬。

　　琦君走了，但“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并没有陨落。她留给我们的是对文学一生的追求，是“以自然之笔，写真实之情”坦荡流露的精神财富。写完了，过了一夜，忽然觉得这一切是那样地不真实，突然怀疑消息的来源。可是很快由网络证实了。台湾媒体报道“她的骨灰将运回琦君浙江温州的老家——‘琦君文学馆’现址安放。琦君的丈夫李唐基说‘台湾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叶落归根，琦君要回到温州’。”我想，琦君终于不再漂泊，真正地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