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人来说，敦煌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旅游胜地。在那里，有莫高窟的绚丽壁画，有月牙泉的清清流水，还有戈壁的漫漫黄沙。

　　可是对樊锦诗来说，敦煌是家，割不断、离不开的家。四十三年的光阴，驻足千年古窟，不过如水渗沙地，悄然无声，却足以把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女变成满头华发生的老人。1963年，25岁的上海姑娘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坐了5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荒凉的戈壁滩深处。她没有想到，此后会是一生的守望。

　　日前，樊锦诗参加了在绍兴举行的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接受了本报的采访。出人意料的是，樊锦诗的父母都是浙江人，父亲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举家前往上海工作定居。她还记得小时候，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祖父说一口地道的杭州话“我们能听懂，可是不会说了！”

　　记者：还记得你第一次到敦煌的情形吗？

　　樊锦诗：1962年，我第一次去敦煌实习。那时候，也是满脑子浪漫的想法。我记得坐了50多个小时的火车，又倒了好几次汽车。到了那里一看，洞子的确是太好了！太美了！可是整个生活的反差太大了。你想，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和北京，不习惯。研究所就在莫高窟前头不到50米的小院子里。离敦煌市还有50多公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没有卫生设备，与世隔绝，信息不通。没有半导体，报纸一来一大摞，起码都是一个月以前的。

　　记者：没有电，怎么工作与生活呢？

　　樊锦诗：洞里是打手电，宿舍里点蜡烛或者煤油灯。所以一到天黑，这个地方一片漆黑。出来进去其实都很安全，可是人刚来，总感觉到不放心，你比如说咱们要解手，打个手电，到很远的地方去，都不是很方便。有一天晚上上厕所，全副武装地穿好出去。出去后走到侧门，门开着。刚迈出步子，看到黑乎乎的一个耳朵，就是这个样子（她比划了一下），一下子就紧张起来，这门口是不是就是狼呢？它是不是知道这里面有人？我吓得赶紧回去，把门拴上。那一夜就没睡好。早晨实在憋不住，想想狼也该走了。爬起来一看还在这儿，一看是个驴，自己给自己吓了一次。

　　记者：听说你由于从小体弱，敦煌的条件又艰苦，实习到后来还生病，给送回来了，而且那时你也有了男朋友。第二年毕业分配怎么还是去了？

　　樊锦诗：那个时代人都比较单纯，我们都是响应祖国的号召。“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表了态的。既然说到就要做到，这是我一贯的性格。家里肯定是不乐意的，父亲还专门写了信给系里。我没把这封信交上去，也没提要求，也没多想什么。反正是到专业对口、需要我的地方去。

　　记者：那时有没有想过一辈子呆在那里？

　　樊锦诗：没有。上中学时，我挺喜欢上博物馆看看，也看一些画册，那时就看到过敦煌的东西，朦朦胧胧的有个印象。所以有机会去敦煌实习，也是积极争取，但没想到会一直呆在那里。

　　记者：为什么一直留下来了？

　　樊锦诗：好多人问过我这个。我老说是一种魅力，一个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我。实际上是我对它有了感情，愿意留下。后来就上升为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我们敦煌研究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保护。保护不好就是千古罪人。不光是我，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些老先生，像常书鸿院长、段文杰先生他们来的时候，条件还要艰苦。他们觉得这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没有这部分，他就没支撑了，而且他觉得作画的时候是在跟古代艺术家交流，震撼在哪里呢？奥妙在哪里呢？神秘在哪里呢？直到他们七八十岁了，还想着敦煌，还要回来，他觉得这是他真正的家。

　　我年轻时，还不是很理解这些。那时回家探亲，火车越往南开，心里越松快，脸上笑容越多，回（上海的）家了嘛。现在不管到哪里，呆得长一点都不习惯，就想着回去。你这地方吧，好是好，可是我心里就惦记着我们的研究院，惦记着敦煌的九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