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一个叫王圆录的道士偶尔发现了敦煌的藏经洞，这一无意之举为世界打开了四种文明交汇的文化宝库，可也打开了中国学人的刺痛，由于当时国凋民弱，敦煌的宝藏被西方冒险家们明抢暗夺，惨遭破坏。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李丁陇、常书鸿、段文杰等几代中国学人，以坚忍与理想开始了守望之旅。他们舍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条件，立志保护中华文化的灿烂传承。几代守护者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而作为第三任院长的樊锦诗和她的同事们碰到的是敦煌保护的新课题：现代的敦煌不能再关起门来讲保护，而是要在开放中讲究进一步的保护、研究和弘扬。

　　记者：去敦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对敦煌越来越关注，当地的旅游收入也越来越高，您是不是很高兴？

　　樊锦诗：我非常矛盾，一方面，敦煌这样好的遗产，世界独一无二，老百姓要看，学者要研究，我们应该给大家服务好。可是另一方面，这个洞很小，这些壁画的材料是什么？泥巴、稻草、木片，涂在石头上、泥壁上。经过这么一千多年，你说它还经得起吗？

　　记者：这样是不是就与其他部门会有矛盾？

　　樊锦诗：我常常说，洞子不管好，我们就是千古罪人。很多事情逼着你，就是非常的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特别是一些事，为什么要破坏这个石窟呢，我就觉得不能容忍。你比如说前几年有人提出要把敦煌与旅游公司一起捆绑上市，明明是个幌子，明明为了他得到最大的利益。我坚决反对。这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上市是不是有风险？什么赢了亏了。亏了怎么办？卖洞子吗？我就要呼吁，当然最后就没有得逞。

　　其实我小时候的性格特别内向，也不喜欢争什么。可是为了敦煌我不得不去争，去吵。也许是大西北的风沙改变了我的性格。既然你让我当了院长，我就要负担起这个责任。

　　记者：您看起来特别谦和文弱。是不是有人会说，你一个女同志倒这样厉害，特较真？

　　樊锦诗：是吧！我这个人的脾气很直，说话不带拐弯。有什么说什么，还急躁。急起来，拍桌子也拍，骂也骂，嗓门还大。不过，我这个人不记仇，对事不对人，可能别人还过不去呢，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小时候，我一直有一句评语“待人和气，团结同学，愿意帮助别人”。其实现在还是那样，只不过笑得少了，要担心的愁事儿多了，越做越觉得肩上的责任重。

　　记者：保护与开发，是世界文化遗址面临的普遍问题。在这方面敦煌怎么做的？

　　樊锦诗：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但它也不能永生啊。我就要考虑数字化，把它用数字化储存，储存后又可以利用。不仅对学者，对普通的游客也可以。这个工作我们还在做。我这次来开会，就是想多从别人那里学学。年纪大了，更不能保守，更要不断地学习，永远学习，不敢懈怠了。我学习精神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