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采访那天，樊锦诗穿着一件咖啡色的外套和一件红格子衬衫。问她是不是怕冷，她说“老是打空调”。看她的外貌，的确是一副标准的知识女性的形象——清秀而文弱。然而，她一开口说话，却是非常厚重的嗓音，带着一股浓厚的西北风。讲话也决不拖泥带水，处处透着一种干练与不容置疑的劲头。樊锦诗说，没错。她的个性与外表是有些反差的。从小她就不怎么擅长那些通常意义上女人喜欢做的事。比如绣个花，做个手工什么的，“我特别不喜欢，也不会做。”每次上这样的手工课，她总是到快交作业的那天，让她的双胞胎姐姐替她做“六十分”就行了。她说：“哎呀，做那些，还不如解道数学题什么的，让我喜欢！”对于家务活儿，她也缺乏那种尽善尽美的追求，“差不多就行了”。至于大多数女人特别喜欢的修饰，她更是不怎么在意“商场里那么多人，头疼！”在野外工作，她最喜欢穿的是高腰翻毛皮鞋，“这个好，挡沙又结实！”。

　　和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相反。在两地分居23年后，她的丈夫也是大学同学彭金章舍弃了一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系的工作，来到敦煌与樊锦诗团聚，并从头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

　　记者：有了家，却不能在一起。是什么情形呢？

　　樊锦诗：我们最厉害的时候是一家分四个地方。我在敦煌，爱人在武汉，大儿子在河北农村的姑姑家，小儿子在上海。因为研究所附近没有小学，找个照顾小孩的阿姨也特别难，所以只能把孩子送出去。是我们家老彭在武汉又当爹又当妈。

　　记者：想孩子吗？

　　樊锦诗：有了孩子想得很厉害。平时工作还好，一到周末，院里就空了。我们研究院的人家大多在兰州、敦煌或者周围的地方。院里空空的，特别静。风吹过敦煌九层楼上的铃铛，发出叮当叮当清冷的声音，那个感觉真是不好说。

　　记者：想过调走吗？

　　樊锦诗：有了机会，也是十多年后了。对这儿又有了感情。组织上又留我。我就拖拖拉拉地不愿走。调到武汉，做老师，做文物研究，是解决家庭问题。武汉生活条件，孩子受教育条件相对来说都好，当然他也希望我调去。两个人也抬过几次杠。在这里，有我非常喜欢的保护事业，更需要我。老彭大概也是看出来了，最后为了顾及我的感情，我的事业，把家安在了敦煌。我常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男子汉。

　　记者：孩子成长当中，作为母亲你大部分时间是缺席的。现在想来有没什么遗憾的？孩子跟你还亲吗？

　　樊锦诗：还行，现在孩子都大了。想起来打个电话什么的，但是我们也不多说。一说起老二没有大学本科毕业，老彭总觉得很遗憾，我当然更觉得内疚。我们自己是学校出来的，总希望他多学一点，觉得这是因为我没有很好在他身边，没有好好照顾他，使他受到损失，这是我造成的，我一辈子也还不了。

　　记者：您很幸运，遇上了这么一个全心支持你，理解你的好丈夫，可是许多人恐怕没你这么幸运。身为女性是不是很难绕过家庭、孩子这些牵扯精力的事？

　　樊锦诗：我亲眼看到不少女同志，特别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同志成家有了孩子后，对工作就应付了。这真是太可惜了。女性并不是天生的笨或者弱。我也不是说，大家都得和我似的，顾不上家和孩子。可我觉得不能老是耽误，你得把家庭和工作处理好。女性不能甘愿落后，要有股子不甘平庸、不甘屈服的心劲儿。家是（夫妻两个）需要相互扶持的！你说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