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8月15日上午，雷锋和乔安山开着J7-24-13号嘎斯汽车装着新棉衣回到连里。雷锋先到连里跟连长报告说他开的那辆汽车到了三级保养时间，车况不太好，要求及早安排保养。然后就准备和乔安山一起把车开到连部后边三营九连炊事班门前的自来水管边，把车上的泥土用水冲刷一遍。    

　　雷锋为了多给乔安山开车的机会，把手摇把子拿在手里，乔安山想和他争，因为那通常是助手干的活儿。在运输连，汽车并不多，每个司机摊不上一辆，只能轮着来，干两天别的，开两天汽车，所以都希望能多点亲自驾驶车辆的机会。    

　　雷锋猛地一摇，汽车扑腾腾地发动起来，然后雷锋拿着手摇把子抄近路走向九连伙房。路上还和曾在一个班里的辽阳兵卑福财聊了几句话。两人正说着，乔安山把汽车开过来了。    

　　因为九连外出执行任务去了，怕小孩和杂人进营房，就利用道口的几棵树拉上了铁丝网。雷锋走上前把拦在道上的铁丝网弄了下来。乔安山把车开到九连连部向左拐弯处停住了，这是个直角的死弯，前后左右回旋的余地很小，汽车保险杠的右侧还差20厘米就顶着九连连部的房子，左后轮距一棵杨树只有15厘米左右。    

　　杨树上拴着一根8号铁丝，连着一排1.5米高、小碗口粗的柞木方杆子。铁丝约70米长，一直拉到炊事班前，中间用钢筋支着，这是给干部战士晾衣服、晒被子用的。乔安山怕撞着房子，不敢开了。他把头伸出车门大声喊雷锋。

　　雷锋走上前来，看看车头的左右两边，又看看车的尾部。“方向盘打死了没有？”他问乔安山。“打死了。”雷锋站在车的左侧，几乎挨着脚踏板。“没事，向前开吧。”乔安山底气不足，想让雷锋来开。雷锋就鼓励他说，“别怕，这正是提高技术的好机会。你开，我帮你看着。”

　　乔安山挂二挡起步，方向盘回转很快，整个车一下子就打了过来，然后向着九班伙房开去。

　　就在乔安山开的车急转弯的时候，左后轮将离杨树最近的那根柞木杆子从根部挤断，柞木杆与杨树之间的铁丝同时被挣断，折断的柞木杆在另一侧铁丝的拉动下向汽车左侧的前方弹出，不巧正好砸在雷锋头部的左太阳穴处。雷锋吭哧一声倒在地上。乔安山似乎听到了吭哧一声，但他全神贯注地开车，并没有想到是雷锋出事了。

　　这时，在附近的卑福财看见雷锋倒在地上，急忙上前把他抱了起来，发现雷锋的耳朵和鼻孔都出血了。赶紧大喊：“雷锋出事了！”乔安山跑过来，抱住雷锋，喊：“班长！班长！”雷锋的鼻子、嘴都往外喷血，喷了乔安山一身。乔安山对围上来的战友说，“快去找连长。”

　　连长虞仁昌赶紧派白副连长开车把雷锋送到了西部医院。

　　在西部医院的病床上，雷锋浑身抽搐，甚至抽得坐了起来。雷锋的体温过高，虞仁昌跑到楼下去买了一箱冰棍降温。温度刚降下去，呼吸突然停止了。一个医生骑到雷锋身上给他做人工呼吸，他的呼吸又恢复了。

　　“伤势很重。是颅骨骨折，内部出血。有生命危险。”院长说，“得立即做手术，我们医院做开颅手术不行，马上派车到军区总院，把脑外科段主任请来。”于是白副连长和团军务股长飞速赶往沈阳。

　　医生们开始了最后的抢救，这时雷锋十多分钟抽一次，后来达到五六分钟抽一次，之后就中断了呼吸。

　　院长赶紧指挥着把气管割开输氧气。主刀医生把雷锋的脖子割开一个口，她的手紧张得直哆嗦，气管怎么也拽不出来，院长亲自上前把气管拽出来，把氧气给插上。雷锋的腹部起伏了一下，给在场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可是他很快地就又停止了呼吸。又经过二十来分钟的急救，院长拿起听诊器在胸前做了最后的诊断，他惋惜地摇了摇头。

　　这时是1962年8月15日12时5分。

　　雷锋的遗体被蒙上了白床单，推进了太平间。从沈阳军区总医院赶来的段国升主任也到了，可是已经太晚了，他到太平间看了雷锋的伤势，沉痛地说，“如果我能及时赶来，可以保住雷锋的生命，但是人也要残废。”

　　雷锋被砸伤的消息传到工程兵总部后，张峻回忆：

　　工程兵首长指示，叫工程兵政治部青年处于波处长、保卫处史宝光干事与我三个人先去调查处理。    

　　我到办公室取了照相机，就急匆匆地上了吉普车。

　　从沈阳到抚顺的途中，我几次催促司机加大油门，路上还压死老乡的一只鸭子，这时也无心顾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损坏东西要赔”了，只知道快！快赶到运输连。

　　我们赶到运输连，已是下午1点多钟了。

　　我带上照相机和史宝光急忙赶到出事现场，史宝光在用皮尺丈量出事地点和肇事工具等，我当即拍下了砸倒雷锋的位置，那块地上洒有白灰，还有血迹。另外还拍下了砸伤雷锋后仍放在原地的带铁丝的柞木杆子。

　　根据我保存的现场勘察照片袋上的说明记录，砸伤雷锋头部的柞木方杆，长为180厘米，方为6×6厘米。砸倒的时间是1962年8月15日上午10时45分。

　　第二天上午，辽宁省交通厅、沈阳军区军事法庭、沈阳军区青年部、抚顺市公安局、抚顺市交通局等有关机构的人员以及团政委韩万金等都来到事故现场。由于事发后连里采取了保护措施，现场保护得很好，出事时汽车轮胎碾压的痕迹都在，为寻找事故的原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过测量、勘察，认定这是一起过于偶然的意外事故。原因查清了，在场的人们都为雷锋感到深深的惋惜。

　　关于对当事人乔安山的处理，与会者经过讨论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这次事故不是乔安山有意所为，在这起无法预料到后果的突发事件中让他负主要责任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同意对乔安山不予追究，予以解脱，予以保护。在新闻宣传中，只说雷锋“因公牺牲”，不提乔安山的名字。

　　这是一名普通士兵的葬礼，他并没有死于战火硝烟的战场，而是在他22岁的时候死于和平时期例行任务中的事故。他死的时候，十万市民自发为他送行。在他死后的第二年，中国军队的总司令，中国的总理，以及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都充满敬意地题词，悼念这位普通的小个子士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雷锋享有了一个士兵，或者说一个普通人所能享有的最高荣誉。

　　因为雷锋生前是抚顺市人大代表，因此如何办雷锋的葬礼，部队的领导也得跟抚顺市人大委员会汇报。当时部队安顿雷锋遗体有许多困难，一来没有棺木，再者需要冷冻冰。市民政局答应用最快的速度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抚顺市也决定要把追悼会开得隆重些，这就意味着悼念雷锋的范围从部队扩大到了全社会。

　　是日傍晚，当雷锋的遗体被送回营区停放时，冷冻冰已经运来了。

　　1962年8月16日清晨，抚顺广播电台广播了雷锋因公牺牲的消息。一大早，市人大委员会也把紫檀色的棺木送到，据说是当时的抚顺市委书记毅然捐出了自己为母亲备办的寿材；各级单位也都把花圈送来了，花圈多得不可胜数，还有雷锋辅导过的小学生们亲手扎的花圈。

　　8月17日下午1点，“公祭雷锋同志大会”在抚顺市望花区区委礼堂举行。雷锋的灵柩停放在主席台正中，灵柩上覆盖着鲜红的军旗，军旗上安放着雷锋的军帽。沈阳军区送的两米多高、扎有彩蝶的花圈浮放在灵柩上面。雷锋身着上士军服的遗像放在正中央，周围是鲜花和松柏。主席台两侧分别挂着“学雷锋不怕苦，不畏难，以行动作纪念，争当五好战士；学雷锋对敌狠，对己和，化悲痛为力量，共练杀敌本领”的条幅。

　　前来祭奠的群众越来越多，礼堂挤不下，就往院子里站，最后蔓延到大街上。为了能让大家都听到哀乐，在院子里临时架起了高音喇叭。由团政委韩万金致悼词，指导员高士祥介绍雷锋生平事迹，乔安山和他的战友手握钢枪为雷锋护灵。

　　天色阴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从望花区人民政府大院到抚顺第七百货商店的和平路仅有一公里，但由于马路两旁的人太多，车队行驶速度不得不放到最慢，时开时停，用了一个多小时还没走完。

　　群众自动地戴上了白花和黑纱。跟随在车队后面，浩浩荡荡。人们听到雷锋去世的消息，也纷纷走上街头，不久，从抚顺第七百货商店到戈布北沟烈士公墓的十多公里长街两旁，也形成了厚厚的人墙。当时只有七十万人的抚顺，就有十万人以上给雷锋送葬，成为抚顺历史上少有的壮观场面。

　　到了戈布公墓，先来的战友已经挖好了墓穴。墓穴位于公墓的东山坡，坐东朝西。墓穴里扔了不少铜钱、红布，墓前摆放着一张桌子，上有点燃的香，还有馒头、各种菜果和筷子，下葬的形式完全是按照抚顺地方的风俗进行的。

　　战友们一起把雷锋的灵柩从车上抬下来，抬得非常平稳，稍微歪一点，马上就有人喊出来纠正，雷锋的棺木非常平稳地放进了墓穴。战友们转了好几圈，不愿意埋土……不愿意离开雷锋，等填完土后，又绕坟转了一圈……当时雷锋的墓前立的是一块木制的牌，上面用毛笔字写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三一七部队班长抚顺市人民代表

　　雷锋烈士之墓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