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2月的一个平常日子，法国南部的马赛港春寒料峭，一个名叫爱尔芒德·戴维的法国神甫就要启程前往遥远的东方。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向往已久的、并且在大多数欧洲人眼中弥漫着神秘色彩的古老国家——中国。

　　十九世纪的欧洲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经历了世界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地区的血腥扩张，工业革命的潮流正推动着社会飞速前进。新的植物、新的动物、新的恒星甚至新的科学方法相继被人们发现。

　　

　　戴维临走的时候，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米勒·爱德华兹教授交给从小喜欢探险和采集标本的戴维另外一项任务：帮助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到中国采集动植物标本。

　　

　　1865年，戴维来到北京。除了完成教会的工作以外，他被这里各种各样新鲜奇异的动植物吸引住了。他很勤奋，经常到北京周边采集动植物标本，并把整理的标本寄回巴黎。米勒·爱德华兹对于戴维的工作很满意，吸收他为生物通讯会员。

　　这年夏天，他去北京南部考察，在戒备森严的皇家猎苑里，发现了一种“有趣的反刍动物”， 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麋鹿。戴维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物种。他把麋鹿标本寄回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公告中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

　　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饶成刚认为，麋鹿的历史相当悠久，但对这一物种的研究却非常薄弱。法国神父戴维对麋鹿的发现和研究，对中国的物种保护和对中国的生物学发展有很大贡献。因为在十九世纪，中国的科学还很不发达，人们普遍对什么是物种、怎样来确定一种新的物种，几乎没有科学系统的完整认识和全面理解。

　　正是戴维的发现才使我们逐渐意识到，中国还有许多物种是和外国不同的、特有的、值得好好研究的。

　　不久，戴维在上海听说四川穆坪灵宝学院的法国院长在当地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准备运回法国去。戴维当即做出决定，从上海乘船溯江而上到四川穆坪——也就是今天四川省西部雅安地区的宝兴县。

　　一路辗转，在距今134年前的1869年2月，戴维来到成都。

　　从成都到穆坪，现在汽车不到一天的路程，但当时戴维沿着临邛古道，穿过雅安的碧峰峡和上里古镇，整整走了8

　　天，最后翻越了一座林木茂密的高山，来到穆坪。

　　戴维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1869年3月1日，星期一，抵穆坪的第一天。天气极佳……栽培草药、猎麝香鹿、把植物烧灰制碱水、种植玉米及上述其他作物，就是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山区居民的谋生方式。”

　　戴维到达穆坪的第二天，就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翻越大瓮岭，来到邛崃山脉中段一个叫邓池沟的地方。

　　邓池沟有一座格宝山，格宝山的半山腰上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天主教堂。坐落在崇山峻岭中的邓池沟天主教堂始建于1834年，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四川最早建立的教堂，同时他们还专门开设了培训神职人员的灵宝学院。当年，很多西方传教士都是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他们一边传授神学知识，一边探寻自然之谜。

　　灵宝学院的院长对戴维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戴维很快就接替了这位院长，成为新一任神甫。

　　戴维凭着他多年野外考察所积累的经验感觉到，这里正是他长久以来苦苦追寻的梦想之地，一个动植物的王国。

　　在他的日记里，他是这样描述的： “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这里虽然离成都不算遥远，但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是一个封闭的、原始的部落。

　　“他们信仰藏族的喇嘛教，有着自己的法律及其独特的语言。”

　　戴维在他的日记里记叙了他所遇到的困难和当地的情景：

　　“这里的高山和河谷都被原始森林所覆盖，使得当地的野生动物得以生存和延续下来。”

　　

　　就在戴维来到邓池沟的第11天，1869年3月11日，他在上山采集标本回来的路上，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现了一种从来未见过的动物皮毛。

　　

　　戴维在1869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写到：“从远处归来的途中，一位姓李的人邀请我们去他家作客。他是这个山沟中主要的土地所有者。他招待我们喝茶，吃甜点。在李家，我看到了一张从来没见过的黑白兽皮，个体相当大，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

　　尽管戴维看到的只是一张奇特动物的皮毛，但这已经让他感到十分兴奋了。但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他激动不已，因为猎人告诉他，用不了多久，他们也会找到这种动物。

　　就像是命运在冥冥之中的指引，这个法国人忽然之间接近了一种必将轰动世界的神秘动物。而且，他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因为他在提到这种动物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词：“著名”。这个词的法文可以解释为“第一流的”，或是“重要的”。

　　12天以后，回来的猎人们带给戴维一只幼体白熊。本来这只白熊是活着的，但猎人们为了便于携带，就把它弄死了。

　　然而不管是死是活，作为一个博物学家能够得到这样珍贵的标本，戴维还是感到了极大的快乐和满足。

　　猎人们把这只白熊卖给戴维。它的毛皮和戴维在李庄主家看到的那只动物的皮毛完全相同，除了四肢、

　　耳朵和眼圈是黑色以外，其余部分都呈白色。这种动物的头很大，喙短圆，不像熊嘴那么尖长。因此戴维断定，这一定是熊类中的一个新种。它之所以奇特，不仅在其毛色，而且还在它的掌下有许多毛。他给它临时起了个名字叫“白熊”。

　　

　　1870年，米勒·爱德华兹发表了题为《论西藏东部的几种哺乳动物》的文章，其中写道：“这一定是一种新属，我已经将它命名为‘大熊猫’”。

　　

　　又过了一个星期，1869年４月１日，戴维见到了猎人们带来的第二只同样的动物。和第一只相比，它们的毛色相同，只是黑色不那么纯，白色部分也比较脏污。他确信，这个熊类中的新种，惟独中国才有。

　　在给这种动物命名的问题上，戴维犹豫了很久，最后，他决定就根据这种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黑白熊”。他迫不及待地立即将他的发现写信告诉了巴黎的朋友们，特别是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米勒·爱德华兹。

　　他在写给米勒的信中说，他正准备把一批标本送回法国，考虑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他要求立即发表他对黑白熊的描述报告。

　　戴维的这篇描述报告在寄到巴黎后，随即就发表在当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新闻公报上：

　　“黑白熊。据我的猎人说，其体型大。耳短，尾很短。毛较短，四足下有许多毛。颜色：白色，耳朵、眼圈、尾尖和四肢呈黑褐色，前肢黑色部分向肩胛延伸，在背脊上汇合成带状。我刚获得一只幼体，并见过成体的皮，毛色均相同，颜色分布也一致。我从未见过这种动物。就我所知，在欧洲博物馆里它显然算是最漂亮的动物了。这可不可能是科学上的一个新种呢？

　　在过去的20天里，我雇佣了２０个猎人来猎捕这种奇特的熊的成体。”

　　当戴维的黑白熊标本到达巴黎展示后，立即引起了轰动。

　　人们从兽皮上看到一张圆圆的脸形上，眼睛周围是两圈圆圆的黑斑，就像戴着时髦墨镜，而且居然还有精妙的黑耳朵，黑鼻子，黑嘴唇，这简直就是戏剧舞台上化妆的效果，太奇怪、太不可思议了！

　　于是有人断言，这张来自中国的皮毛绝对不真实，一定是伪造的。

　　此时米勒·爱德华兹教授已经接替了他父亲的职位担任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长。面对舆论的鼓噪压力，爱德华兹不敢怠慢，他对这种奇特的黑白熊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经过他仔细研究了这种动物的皮和骨胳以后，他断然否定了有关伪造的说法。爱德华兹在1870年发表的题为《论西藏东部的几种哺乳动物》的文章中写道：“这一定是一种新属，我已经将它命名为‘大熊猫’”。

　　就这样，一个来自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传教士，将他在中国四川穆坪发现大熊猫的故事第一次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同时，也把许多人的目光吸引到中国四川这一片云雾缭绕、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之中。

　　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稀世珍宝就此撩起了它神秘的面纱。

　　

　　随着戴维发现大熊猫，大熊猫顿时名声大噪，它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许多悲悲喜喜的改变。

　　

　　美国人最早到中国猎取大熊猫的是罗斯福总统的两个儿子，他们共同合作枪杀了一只成年雌体大熊猫。

　　跑到中国来猎杀大熊猫的还有德国人谢弗、美国人塞奇、谢尔登、英国人布罗克赫斯特等等。至于通过高价收购或其他手段，利用中国人之手猎杀和捕捉大熊猫的数目，那就多不胜数了。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带走活着的大熊猫。直到一个叫露丝的人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

　　1934年，一个年轻貌美的美国女孩正在美国东海岸的大都市纽约快乐从容地生活着。她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大家庭，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深厚。

　　这个女孩的名字叫露丝。她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业余爱好是从事户外活动，对于探险充满热情。因为这样的爱好，她在几年前认识了一个职业探险家、小伙子比尔。就在这年夏天，比尔和几个朋友刚刚从荷属东印度的科摩多群岛探险归来，他送给露丝的礼物竟是一只科摩多大蜥蜴。

　　当时，由于罗斯福兄弟在中国抓熊猫的故事流传很广，罗斯福兄弟还出版了一部描写他们在中国历险的书，所以，这两兄弟在美国的影响很大。露丝和比尔都非常羡慕他们。露丝非常希望比尔能带她一起去中国寻找大熊猫，但比尔说，在一个全是男人的世界里，是没有女人的位置的。

　　1934年9月，就在比尔和他的探险小组准备出发前往中国的最后一刻，露丝和比尔决定结婚。几天后，比尔和他的探险小组离开了美国。

　　1936年的早春二月，一封转发自美国国会的电报带来了击垮露丝的噩耗：她的丈夫比尔因病已在中国上海去世。

　　一个星期以后，露丝从创痛与悲伤中走出来，宣布了一个决定——她要到中国去，继续完成比尔未竟的心愿，寻找大熊猫。

　　在经过了短暂的准备之后，1936年4月17日，露丝只身一人登上了前往中国的客轮。露丝从上海登岸，料理了比尔的后事，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前往北京和南京办理各种手续。她找到了认识比尔的美籍华人杰克·杨。

　　杰克·杨曾经参与了罗斯福兄弟在中国寻找熊猫的全过程，对于大熊猫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

　　杰克·杨向露丝极力推荐了自己的弟弟杨昆廷，认为他的弟弟更适合做露丝的向导。露丝采纳了杰克·杨的建议，雇用了这个在美国出生、中国长大的猎人杨昆廷。

　　杨昆廷当时只有25岁，活泼，开朗，生机勃勃，他告诉露丝，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希望能够亲自捕获一只大熊猫，送到南京展出。

　　1936年9月26日，她和杨昆廷从上海乘船，沿长江上溯2000多公里，拐进岷江北上，穿过高高低低的山谷，进入了四川省汶川县的高山地带，开始了寻找大熊猫的艰苦历程。

　　露丝抱着丈夫的骨灰，来到一个叫“草坡”的地方，他们做了一些准备，带着抓熊猫用的井套、绳子，还按照当地人的风俗带了一只大公鸡去祭山神。

　　11月９日，正当他们爬上一个海拔３０００多米的险坡，穿越一片大雪覆盖的

　　竹林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枪响和动物的叫声。是他们的猎人在开枪。

　　露丝在她后来撰写的回忆录里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聆听了一会儿，又继续往前走了几步，这里的竹丛稍微稀疏了一点，却矗立着几棵大树。杨昆廷突然停下来，差点儿把我撞了一跤。他聚精会神地听了一会儿，然后迅速地往前走。我赶不上他，只是朦朦胧胧中透过摇晃的树枝，看见他停在一棵枯树旁。我也停了下来，眼睫毛很快就被冰花凝结了。从一个枯树洞里传来一种类似婴儿的啼叫声。我肯定冻得麻木了，当杨昆廷捧着一只温乎乎、毛茸茸的小东西走过来的时候，我一动也没动。”

　　当露丝把这个小家伙抱在怀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在西方流传了半个多世纪，许多人正在梦寐以求的神秘动物大熊猫的幼仔。

　　它那黑白花的小圆球脑袋用鼻子磨蹭着露丝的夹克上衣，忽然本能地就找着了露丝的乳房。

　　当时这只大熊猫幼崽只有1公斤多一点，出生也就10多天，小家伙还没睁开眼睛。他们以为这只幼崽是雌性的，就给它取名叫“苏琳”，那是杨昆廷的妻子的名字。露丝带着苏琳迅速返回成都，然后乘飞机直奔上海。

　　露丝在上海期间，像母亲一样照顾着苏琳，整天陪着它，特别是当苏琳生病的时候，露丝常常在夜里去惊动儿科大夫。

　　在上海露丝买好船票，是“魔鬼女皇后”的船票，临到上船的时候，海关的官员说，对不起，你没有为这个动物开具证明，也没有给它买船票，不能上船。

　　那个晚上露丝在码头的长凳上抱着熊猫睡了一夜，然后转天又重新办手续。但“魔鬼女皇后”已经开走了。露丝只得重新办理手续，给熊猫也买了一张船票，另外开了个证明，说她带的是一只小哈叭狗。

　　当时，由于前往中国猎捕大熊猫和其他珍稀动物的人很多，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明令禁止将包括活体大熊猫在内的珍稀野生动物带出中国。

　　在朋友的帮助下，露丝带着苏琳登上了美国客轮“麦金莱总统号”。她提着一只柳条编织的大筐，在海关登记表上填写了如下字样： “随身携带哈叭狗一只，价值20元”

　　世界上第一只活体大熊猫就这样走出国门。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大熊猫700万年的历史中，第一次将活体带出中国、漂洋过海的，居然既不是动物学家和探险家，也不是动物园的技术人员，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美国服装设计师露丝。

　　当露丝提着这个不时传出婴儿般叫声的柳条筐，登上旧金山海岸的时候，正是1936年圣诞节的前夕。美国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来庆贺这件意想不到的喜事。苏琳在热烈的鼓号声中，登上了美国的国土。旅馆特为高山来的“贵宾”降低了室内的温度。纽约探险家俱乐部特为苏琳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罗斯福总统的儿子西奥多在纽约看到这个活泼可爱的苏琳时，很动感情地说：“如果把这个小家伙当作我枪下的纪念品，那我宁愿拿自己的儿子来代替。”

　　他说这话，不知是出于一时的感慨，还是由于深深的忏悔？

　　1937年1月，苏琳被送到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立即成为芝加哥城的超级明星。

　　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观看这位熊猫“小姐”，最多的一天达4万人，当年的参观人数打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著名的盲人作家海伦·凯勒来到这里，看不见，也要亲手摸摸苏琳。

　　前来索取照片的电报像雪片一样，公众的热情异乎寻常。

　　苏琳的每一个滑稽逗人的动作，都成了当时报纸和广播的新闻。市场上许多商品的广告上，都出现了苏琳的形象，甚至一种时髦的鸡尾酒也以大熊猫命名。

　　1938年，露丝再次来到中国，又幸运地找到一只大熊猫并带回了美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苏琳只活了一岁多，1938年4月1日死于肺炎。事后经过解剖才发现，苏琳不是“小姐”，而是一位“公子”。

　　以后，露丝和杨昆廷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他们通过四川当地猎人抓到两只大熊猫，但都没有带回美国去，因为它们都太大了，野性十足，只好把它们重新放归自然。

　　（晶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