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国家的单极型抑郁症增长了十倍，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但这种病症显然已成流行趋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当今全世界已有上亿人被临床诊断患有抑郁症，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国家。美国每年在该疾病的治疗费用达到500亿美元，且不包括无法估量的精神损伤。

　　曾任美国心理学协会会长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一个理论，分四个层面论述抑郁症为何上升如此之快。

　　第一个因素在于个人主义。“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往往会使我们沉陷于自身的挫折感中，并由此而抑郁。”如果你的生活以家庭、公众、信仰或国家为重，即便你个人目前的境遇欠佳，但是一定有某个与你相关的人或团体状况良好，或至少你总能发现他们的问题比你的更为紧要。然而，假如你的生活仅有自我，那么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你将失去平衡的支点，而且没人可以帮你的忙。

　　塞利格曼认为，抑郁症成为流行病的第二个因素是过度的自尊心。对自尊心的过分偏执也许最终只是使我们成为自寻烦恼的人，而自寻烦恼的人很少会找不到事儿去烦恼。

　　塞利格曼提出的不开心的第三个因素源自对战争受害者的研究。几十年来，学者、政治家、维权律师和媒体越来越擅长于发掘受害者。各种各样的迫害行为已被分门别类，其结果是，今天的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对号入座，称自己为这样或那样的受害者。

　　塞利格曼列出的第四个因素是失控的消费主义。消费越来越高，人们不得不更加拼命工作，由此形成工作与消费的恶性循环。当你陷入债务，或身为一家之长绞尽脑汁赚更多钱的时候，消费不复再是“通往幸福的捷径”。

　　西方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未带来幸福指数的相应增长，反而引起抑郁症的蔓延。除了上述研究的结论外，还应补充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称之为“美国梦的幻灭”。

　　战后初期，美国梦意味着拥有一个家、一辆汽车和一些零花钱，以及周末晚上可外出娱乐。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房屋和汽车的普及，美国梦的内容还包括大学毕业、职业化的工作和我行我素的生活。几代欧洲人也在追寻着他们版本的梦想。所有这些梦想中，物质的保障和个人的自由是最核心的内容。

　　我们的前辈有理由认为，如果生活富裕了，人们就会快乐，这成为教育他们的孩子努力实现幸福梦想的理由。现在，前辈的梦想实现了，然而现实也确凿无疑地证明，个人自由和物质保障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必须来自其他地方！　　　　（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