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

　　“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不过，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例如人们身体的健康、工作的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

　　“幸福本身是人们的主观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说，“它往往会和社会的预期不符。”

　　“幸福指数”折射执政观变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发展经济是增强幸福的手段，而幸福才是目的。追求人民的幸福快乐，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身为西安市市长的孙清云知道“幸福指数”这个新鲜名词才一年，就把它变成了整个西安的热门话题。这还缘于2004年的一次“中国六城市幸福感测试”，测试的结果说，全国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

　　“因为经济落后，我们原来都有点自卑，没想到西安百姓的幸福指数竟然排在上海前面。”这使孙清云及许多西安人深受鼓舞，也促使他们对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老百姓的“幸福感”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在他看来，衡量社会和谐与否，一个GDP指标还远远不够，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可以弥补不足，用以标示社会的全面进步。

　　“这是一种进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原有的收入等‘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正在把原来追求的‘GDP至上论’转向更多元的评价标准。”

　　高速发展中依然存在变数

　　有专家提出，我国改革在不同方向的不均衡影响了人们幸福感的提升。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一项调查称，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4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俊秀认为，“这显示出贫富差距已经超越了人们可以接受的心理阈限。贫富差距已经被等同于社会的不公平。”

　　“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提供了大量让人们比较的情境，竞争加剧也让人产生比较的压力，体会到不公平焦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王俊秀说。

　　“现在的情况下，有钱的人、没钱的人都会觉得不幸福。”中国社科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李崇富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在他看来，富有阶层不愁吃穿，但面临如何使自己精神生活充实起来的问题；白领、机关公务员等中间阶层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给别人打工，心理不平衡，收入可以，但精神上受到压抑”。这些人的不满主要是政治参与不够，希望能够当家作主，有主人翁感。

　　而一部分农民、下岗工人和城市平民生活不稳定感增加，而且他们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与中间阶层以及富裕阶层的差距太大。所以，“心理特别不平衡，更缺少幸福感。”

　　“我们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相当一部分群体的生活非常困难，根本谈不上幸福感”，王名说，“只有首先改善这部分人的福利状况，整个社会的福利才能得到很大的改善。”

　　政府需营造环境

　　“为人民谋幸福”

　　“在当前的中国，解决人们的幸福问题，政府依然是主导”。李崇富说。

　　而在一些专家看来，对“幸福指数”的应用还要更真诚一些。奚恺元教授提出，地方政府在运用“幸福指数”时，要特别注意避免三个倾向。

　　首先，避免将“幸福指数”形式化。他认为，目前，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对“幸福指数”应该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从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市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随之不断完善施政的指标体系。“如果只注重形式，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

　　其次要避免短期行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为重要。“我们所谓的极大化幸福，并不是极大化今天的幸福，而是要极大化全部的幸福。政府给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可能老百姓短期内会很开心，但是最后，从长期来讲，实际上是降低了幸福。”奚恺元说。

　　最后，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奚恺元说，很多人把幸福等同于吃喝玩乐、不求上进，等同于安逸，这也是不对的。主观幸福感同样也来源于一个人的成就感，对社会的贡献，人际关系等等。

　　（据《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