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到底有什么诀窍，一门能出三个院士？”作为梁启超惟一健在的子女，梁思礼经常要面对这样的问题。确实，对于许多人而言，梁家满门皆才俊，这不由不让人称奇。

　　梁启超的9个子女，都各自在经济学、图书馆学、自然科学等领域颇有建树，其中更有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航天专家梁思礼这3位兄弟院士，留下了“一门三院士”的美谈。

　　“您觉得是先天遗传基因比较好，还是家学渊源呢？”面对记者这个提问，梁思礼笑了：“这个真不好说！父亲小时候就被称为神童，他‘六岁读毕《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相比之下，我自叹不如，只能说得到了一个良好的遗传毛坯而已！”

　　在不少人眼里，梁家才俊应该归于富裕的经济条件给他们提供了较好的教育——当时，梁家孩子大部分都先后留学国外。但事实并非全部如此，“父亲在世时，因为有父亲的工资和稿费，生活条件的确不错，但也绝非大富大贵。父亲过世后，家境日益艰难。为了生计，母亲只好把家中的老房子加以变卖。”

　　家境的变迁并没有影响到孩子们的成长。梁思礼说可能是父亲的育人之道，塑造了各位兄弟姐妹健全的身心。他回忆说，在梁家，长辈对孩子的要求不是“做大官，发大财，出人头地”，而是“做大事，做实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是梁启超一直向孩子们倡导的“寒士家风”的要义所在。

　　作为清末百日维新运动的先驱者，梁启超一生都在为“新民、强国”、民族复兴而奔波努力，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同样也影响了梁思礼的一生，成为他一生最大的财富，终生受益。

　　“年纪越大，我越觉得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爱国思想。”回想往事，梁思礼不由感叹再三，唏嘘不已，“因为，我是梁启超的儿子。”

　　父亲逝世之后，通过母亲、兄弟以及父亲学说的影响，他渐渐对父亲有了更多的认识。小时候，文化水平不高的母亲按照传统教子的方式给他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中学时，中华书局编写了一套梁启超合辑，他认真阅读了《少年中国说》等父亲写的文章，对父亲的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在天津租界里亲眼看到一个公园的门口挂着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更让少年梁思礼体会到，只有国家的强盛，才有可能不再受列强欺侮。

　　1941年，满怀父亲“工业救国、技术救国”思想的梁思礼，留学美国。“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像你父亲一样，为国家作贡献。”临别时，母亲这样叮嘱他。在美国，梁思礼主修无线电，以后又学自动控制，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1949年，新中国将要成立的消息，让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梁思礼归心似箭。离开母亲已经八年了，他要回家。当船到天津码头的时候，看见白发苍苍的母亲站在那儿，梁思礼心情顿时如潮水般起伏，“八年了。母亲伸开两个手臂来迎接我，就像祖国欢迎我一样。”

　　禀承着这种人生信念，梁思礼响应祖国的需要，不计名利，投身于航天事业五十载而坚贞不渝。其他几个兄弟姐妹也都在各自的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和许多大家族不同，梁思礼说自己家没什么特别明确的见诸文字的家规家训。但父亲教育的点点滴滴，他却能随口说出好几条“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人生百年，立幼于学”、“人类只要有精神，生活不枯竭”、“磨炼人格”。这些都是梁启超培养“寒士家风”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