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奥斯卡要花多少钱

　　每年选奥斯卡所花费的钱，要比美国选总统还多。一部有奥斯卡“潜力”的影片，平均花在每个评委身上的钱高达五六千美元。但这笔钱不能以红包或礼物的形式出现，因此大头花在广告上。由于评委们集中居住在洛杉矶和纽约两大城市，因此，《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也是电影公司花钱的好去处。

　　广告做多了，边际效果就会减少。怎么办？这难不倒以作秀为业的电影业。比如说，奥斯卡规定，正规的放映会不许提供食品、点心，不许附带招待会，不许有该片的台前幕后人员出场。不要紧，那电影公司就举行“非正规”的放映会，只要对公众开放，观众不全是评委，看上去就像是“普通”的放映活动，主创人不仅可以出席，还可以跟观众进行交流，笼络感情。奥斯卡的执行主任瑞克·罗伯森坦言：“这没有什么不妥，当然他们会希望观众中有一半都是奥斯卡的评委。”    

　　奥斯卡价值几何？

　　大家都知道，一部影片一旦在奥斯卡获奖，便身价百倍。但这“百倍”到底是多少？粗略计算，提名大概值3000万美元；得奖值2000万。确切地说，一部影片因为得到奥斯卡提名，可以在原先票房成绩的基础上，增加3000万美元的影院收入，而一旦得奖，还可以再增加2000万美元。

　　当然，具体数字取决于很多别的因素，其中最关键的是影片本身的商业性及首映的时间。影片本身的商业元素越重、首映离奥斯卡越远，奥斯卡的票房刺激作用便越小，如《角斗士》是一部非常商业化的作品，于2000年5月在美国首映，等到次年2月获奥斯卡提名时，它已经赚了影院收入的99.4%，提名后仅多赚了0.2%，得奖后也只再增加0.4%，使得北美票房总数达到1.88亿美元。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想上电影院看此片的人差不多都已经看过了。

　　《莎翁情史》的命运则完全不同。该片于1998年12月底上映，到次年2月获提名时，票房为3630万；提名后，票房翻了一倍多，又赚了3670万；3月底得大奖后，另增加了2700万。换言之，该片60%的票房都跟它受到奥斯卡青睐直接相关。

　　得奖有助于事业吗

　　谁也不能否认奥斯卡对于一位演员的重要性，它象征着演艺生涯的一座高峰。但高峰的前方可能会有更高的山峰，也可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或深不可测的低谷。

　　我们可以回顾过去20年影帝影后的命运：很多人事业一蹶不振，如《死囚漫步》的女主角苏姗·萨兰登、两度影后莎莉·菲尔德、歌影双栖的雪尔、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叱咤风云的丹尼尔·戴·刘易斯、休·格兰特、之前最有英国绅士风度的杰瑞米·艾恩斯等等；有些在动作片里演小配角，如《莫扎特》的男主角摩瑞·亚布拉汉；有些则彻底销声匿迹，如《飞越疯人院》中展露精湛演技的露易斯·弗莱切。

　　尼古拉斯·凯奇因拍动作片赚了很多钱，他很聪明地自降身价（降到原价的1%以下），拍摄了为他带来影帝美名的《远离赌城》。功成名就后，他又返回动作片老行当。结果，他的好朋友西恩·潘公开骂他“出卖艺术灵魂”。    

　　奥斯卡不爱美人？

　　曾在某报看到一篇评论，该文作者大叹奥斯卡今不如昔，如今的影帝影后没有当年费雯丽、伊丽莎白·泰勒、英格丽·褒曼的容貌和魅力。当笔者把这项疑惑转述给好莱坞同行时，他们忍俊不禁：“奥斯卡不是选美，而是选演技。”

　　美人们证明实力的捷径是“自毁形象”，如伊丽莎白·泰勒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是1966年的《灵欲春宵》，在里面她不像玉婆，而像是疯婆；汤姆·克鲁斯的墨镜配皮夹克打扮能让无数女性疯狂，但他必须变成残疾人(《生于七月四日》)或走投无路(《甜心先生》)或蓬头垢面(《木兰花》)，才能获得奥斯卡提名。

　　如果你想以奥黛丽·赫本在《罗马假日》中的清纯、妮可·基德曼在《红磨坊》中的艳丽、葛妮丝·派特罗在《莎翁情史》中的高贵来赢得小金人，不是不可能，但难度要大得多。

　　出席典礼穿什么

　　奥斯卡评选的是一系列跟电影相关的奖项如最佳影片、最佳演员等，但你从美国媒体对颁奖典礼的报道幅度来看，一定以为奥斯卡是服装秀，电影只是顺带提及的副产品。

　　美国有一个叫做E的有线电视频道，有一位主持人名叫琼·瑞弗斯，以采访电影明星为主。在奥斯卡颁奖仪式开始前，这位身材仍很苗条的老太太会扯着公鸭嗓子，向踏上红地毯的明星们一一发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你今天穿谁？”（Whom are you wearing today）意思是：你穿的服装是谁设计的？答案当然是一个个意大利名字，如范思哲、阿玛尼等，这其中属于华裔的名字只有维拉·王。偶然会有一个明星勇敢地说：这是我自己设计、自己裁剪的衣服，搞得问话人很没趣。

　　对于勇敢的女士，出彩和出位只有一线之隔。上世纪90年代，因澳大利亚小成本片《沙漠妖姬》得奖的最佳服装设计人，穿了一件用信用卡编织的礼服，不仅说明了钱的重要性（该片的服装预算非常低），而且还引来了赞助商。

　　一般来说，一味依赖优秀传统并非上策，如当年朱丽叶·比诺什穿成法国二战前的样子，章子怡的碎花旗袍，均被斥为“30年代的轻浮打扮”，只不过前者是巴黎版，后者是上海版。穿着抢镜而不失品位，这是一门艺术，许多明星在这个重大“细节”上失足，还没得到奥斯卡的肯定，先被E频道专家们送上一个雅号，如：“她本来想制造灰姑娘参加王宫舞会的效果，不料却穿成了灰姑娘的后妈。”

　　奥斯卡的主持人要做些什么

　　奥斯卡颁奖典礼长达三四个小时，除了最佳影片、最佳主演、最佳导演等少数几项，大多数奖项并不能引起广泛的兴趣。加上得奖者上台不是感谢上帝，就是感谢一大堆圈内同行，观众难免要打哈欠。

　　删除开场歌舞后，奥斯卡的重任全落到主持人肩上。主持人需要讲十几二十来分钟的笑话，这些笑话多数是嘲笑好莱坞圈内名人或丑闻，如查理·辛嫖妓、惠特妮·休斯顿吸毒等。如果你是刚出过丑闻的明星，脸皮又比较薄，最好别来参加典礼。到时台上笑话一出口，反应镜头就即刻落在你身上。全世界都看着你出样相。

　　奥斯卡主持人一定是搞笑的能手，但这些笑话大多不是他编的。每届奥斯卡都会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专写开场白和颁奖词。这个一流的写作班子不仅事先准备好主持人和所有颁奖人的“高论”，在颁奖当晚也不得休息。他们守候在后台，根据临时发生的不测事件，随时补写新的笑话。如果有人在台上出了丑，接下来被主持人挖苦一番，那就是考验写手的急智才能。

　　谁为奥斯卡颁奖？

　　谁获奥斯卡要到发奖仪式当晚才知道，但谁颁发奥斯卡却是主办单位必须事先决定的。从理论上讲，你可以请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大牌明星而无需支付一分钱出场费，但实际上实施起来却没那么简单。

　　只有最佳演员的颁奖人是有章可循的，按照惯例，上届的最佳男/女主角颁给这届的最佳女/男主角，配角也按性别错开。

　　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是最重头的两个奖，颁奖人通常极具分量。有一年，以演泰国国王著称的尤伯连纳应邀颁奖，他一听是颁发最佳编剧，火冒三丈：“我是大明星！你让我颁最佳编剧？你要请我，就得让我颁最佳影片！再见！”

　　大多数明星都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不会狂妄到要求颁发最佳影片，而是希望自己的颁奖词精彩一点。上世纪90年代初《小鬼当家》的童星麦考利·库尔金应邀颁发最佳视觉效果，他仗着自己是当年的票房冠军，提出彻底改写颁奖词的要求，结果主办单位根本没理他碴儿，立马请来了另一位童星伊利亚·伍德（《魔戒》的主演）。

　　为什么由当红童星来颁发最佳视觉效果？没有任何道理，多数奖项和颁奖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联。一般来说，影片若获提名、但主角没有入围者（如《末代皇帝》的陈冲和尊龙、《卧虎藏龙》的周润发和杨紫琼），往往会被邀请颁发一些次要奖项。颁奖人若对幕后写作班子撰写的颁奖词不满意，可以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但采纳与否仍由主办方说了算。

　　奥斯卡的墙外效应

　　俗话说：墙里开花墙外香。《卧虎藏龙》在包括港台在内的我国各地区均未受到追捧，但奥斯卡评委奉若至宝。反之，在奥斯卡上出过风头（更别说真正得奖）的外国人，回到故乡均被当作“征服奥斯卡的英雄”。

　　日本更崇拜奥斯卡，只要是得过奥斯卡者，日本媒体均会冠予“世界级”的称号，如“世界级的黑泽明”。读过影史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原本看不起黑泽明，把《罗生门》当作失败之作，只是在他被西方捧为“大师”后才对他肃然起敬。

　　如果说日本人缺乏民族文化的自信心，那么法国人对奥斯卡的态度更具“法国特色”，即同时把自大和自卑推到极致。法国人对美国、好莱坞、奥斯卡一向嗤之以鼻，“都是些什么破烂！”可是，每当有法国人获奥斯卡提名，整个法国会欣喜若狂。朱丽叶·比诺什因《情浓巧克力》获影后提名，法国报纸便把影后桂冠带到她头上，好像她得奖已成定局。比诺什左右为难：“我怎么可能会得奖，这次明摆着是朱丽娅·罗伯茨当影后。”

　　很多国家对奥斯卡都存有爱恨情结。借用一位好莱坞人士的话：“奥斯卡的确是一大荣誉，但也没必要捧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