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的时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隆重举行演出曹禺先生的话剧《雷雨》五十周年纪念庆祝活动。一出话剧能在长达半个世纪里屡演不衰，深受观众的赞赏和喜爱，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愈演愈显出其魅力。特别是近年来话剧并不景气的情况下，《雷雨》现象更显得难能可贵。人们不禁要问，其缘由何在呢？我不由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去拜访曹禺先生时，他与我的一次长谈。

　　那时，大型文学杂志《江南》要发表广播连续剧《茅盾》的文学剧本（由我和曹元编剧，由黄源和茅盾儿子韦韬作顾问）时，黄老特地给老朋友曹禺先生修书一封，欲请他为该剧题写剧名。黄老并引荐我携信去北京拜见曹禺先生。

　　初春时节，我专程从杭州赶到北京医院，拜见正在那里住院的曹禺先生。先生独住二楼的一间病房。病房内最醒目的是一张放着文房四宝的大书桌。拜见曹禺先生前的两天，我已把黄老的信札和《茅盾》的录音盒带，一并交给他的司机。所以当我拜见曹禺先生和他的夫人李玉茹时，他们已经知道我的来意，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曹禺先生说：“广播剧《茅盾》昨天我已听了，这样的题材难写，现在这个样子，很不错了。黄源老师要我题写剧名，今天上午我也遵命写了。这个本子有黄老和韦韬作顾问，提供了很多史料，使人感到很充实。”

　　在交谈中，我觉得曹禺先生很平和。我想，先生已是八十高龄，我拜见他的机会十分难得，故虽是初次见面，还是把萦绕在脑际多年的一个问题，直率地向他提了出来：

　　“曹禺先生，我在中学时就拜读过您的剧作《雷雨》、《日出》、《北京人》。我也拜读了您后来所编的几个剧作，像你这样的剧作大家，能突破自我吗？”

　　我喝了口茶，带点歉意地说：“先生，我初次拜访您，就冒昧地提这样的问题，唐突得很！”

　　先生依然很平和，含着笑意说：“不，您提问题挺自然，况且这个问题提得颇有意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当面直率地跟我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近年来也想得很多。”他又顿了一下，轻轻地叹了口气，“文学创作，只有写自己心底里流出的东西，作品才有感染力，才有生命力。比如我写的两个历史剧《胆剑篇》和《王昭君》，它们问世后，也是好评如潮。但是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都只不过是应景的文章罢了。”

　　我终于从先生所说的“作文”与“作品”的差别中找到了答案。我想，它们之间虽只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大有不同。曹禺先生顺着刚才的话题，延伸下去：“我多年来都在想，都在渴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当今的中国文坛涌现出几部传世之作！”

　　我听得有点出神，随即点了点头。曹禺先生缓了口气，更加委婉地说：“我已虚度了八十个春秋。在时间上我没有优势可言了，优势尽在我们的后人。过了几代人，过了一个世纪、两个世纪，要是那时我们的后人，能怀着浓厚的兴趣翻阅今人的一些作品，从中获得一些益处和做人的滋养。我作为一个文化人，对这些传世之作的当代作家，不管是哪位，我都感激不尽！”    

　　曹禺先生又谦和地说，“我写《雷雨》主要凭两条：一是生活的积累和感悟；二是人文知识的积累和融化。有人曾问我，在写《雷雨》之前，我有没有读过什么文艺理论书籍，有没有遵循什么文艺理论？我据实以告，我写《雷雨》时还在大学念书，还很年轻，我在课余翻阅了大量莎士比亚的作品。到了我有创作的欲望和冲动，自己要动手写它之前，又去读了有关如何写话剧之类的一些东西。之后就下笔写了。许是年轻人精力旺盛，思维活跃的缘故，自己似有一种从心底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的感觉。这就算是我的一段写作经历，仅此而已。”先生说到这里，稍歇一下，喝了口茶，似乎意犹未尽，“至于说到文艺理论，我以为可以读读，也可以听听，只是它不是灵丹妙方，不是文学创作的老师。我觉得，归根结底，生活不仅是创作的源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创作的老师。古今中外的经典杰作，大概还没有一部是遵循哪种文艺理论创作出来的。”

　　时间不觉已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我唯恐打扰久了影响先生的健康，于是我就把话打住。在我起身临拜别时，先生特地挥毫书赠我一条幅，上书：

　　“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

　　我细细品味它，似有上述话题的延续之意。这上半句，除了表示先生的谦逊之外，是否还含有深层的意思呢？这下半句，当是先生对后来人的希冀和祝福了。先生书赠条幅后，李玉茹又热情地为曹禺先生和我拍摄了一张合影照片，地点就在那洒满春日阳光的阳台上……

　　事隔七年，曹禺去世了。也不知先生在生前是否如愿，读到他心目中的当代作家新创的传世之作。我想，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留下了对后人的殷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