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域人文积淀深厚，历史文化名人辈出。在浙江数千年区域文化发展、演化过程中，涌现出了大禹、越王勾践、范蠡、王充、吕祖谦、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等历史文化名人。这些人物尽管处在不同职业、从事不同枝桠、成就不同伟业，但他们的作为、业绩、精神背后却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他们的思想观念、精神品格、文化价值呈现为共同的区域人文印记，深刻影响着当代浙江人的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精神风貌，为当代浙江精神注入了深层次的文化因子。

　　大禹治水。《史记·夏本纪》有记载：帝尧之时，禹奉命治水，“劳身焦思，以行七年”，“三十未娶”，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13年的努力，才完成治水的伟业。大禹精神集中体现了浙江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求生存、求发展的坚强意志和历代杰出人物公而忘私、为民造福的奉献精神。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春秋时期，勾践不忘俯首称臣于吴国之耻，将苦胆挂在门前，外出回家都要品尝苦胆以磨炼意志。经过20多年的努力，勾践终于卷土重来，打败了吴国夫差，灭了吴国。勾践刚健有为、不畏艰难、勇于拼搏、忍辱负重的自强精神，深刻影响了历代浙江人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

　　方孝孺，明台州宁海人。他威武不屈、拒不草诏、凛然赴死的壮举发生在明初“靖难”事变中。鲁迅先生对方孝孺十分推崇，认为在他身上体现了“台州人的硬气”。今天浙江人不畏艰难、奋起抗争、充满韧劲的性格特征，也可以从方孝孺精神中找到痕迹。

　　王充，东汉杰出的思想家、文学评论家。王充个性张扬、不苟陈规、勇于创新、包容万象又耿直顶真，毕生都致力于批判陈说旧论。在《论衡》一书中，他批判了对各种天神鬼神的迷信及其禁忌，认为天地日月星辰都是自然物质。他不苟陈规的创新精神、不同流合污的叛逆态度以及独树一帜的思想，都给历代学者寻求思想解放和创立新说以深刻的启迪和反思。

　　王阳明，学者称阳明先生，余姚人。他强调学术的主体性、思想的创新性，主张学问贵在“自得”，成一家之言。同时他的思想不保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比在此之前的宋明理学具有更广泛的思想来源，从而最终形成了完整创新的心学体系。他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孔孟儒家思想，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强调个人的能动性，提出“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

　　黄宗羲，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在批判朱理学“束学不观，游谈无根”的基础上，他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对浙江人文精神的品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经世致用思想对当时的浙东经济和文化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了桥梁。

　　吕祖谦，在学术上以“杂博”著称，打破了各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采取了“泛观广接”，“未尝倚一偏，主一说”的居中持平态度。这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作风和求真务实、严谨扎实的态度，有助于浙江文化得风气之先，形成开放型、创新型的思维模式。

　　范蠡，春秋末年政治家、大商人。他帮越王洗雪了会稽之耻后，易名换姓居于陶，开始了商业经营活动，被当地世人推崇为“陶朱公”。范蠡信奉“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对诚信的恪守，正是范蠡商业实践追求的道德境界。范蠡积累了财富，又散赠贫者，真正达到了“人富而仁义附的境界”。

　　胡雪岩，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光绪四年，他在杭州建成庆余堂药店，奉行诚信经商的道德准则，春行“采办务真”、“真不二价”和“戒欺”的经营理念和商业伦理。依靠诚信，“胡庆余堂”的声名远播。

　　（摘编自《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作者：省委宣传部调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