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杂书，每有所悟，辄撮要摘记于活页纸上，一年过去，竟已厚积数寸，粲然可观。灯前披览，思絮纷然杂陈，如烟云袅绕，流泉下泻，滔滔不绝。此刻，我正在翻检李煜和爱因斯坦两则札记，觉得可以作为话题，缕析一二。

　　乍看起来，他们一为中国古代著名词人、南唐国主，一为大洋彼岸卓有成就的现代大科学家，两人生活时代差不多相隔了一千年，似乎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可说是互不搭界的。但是，事物之间既有差异又有联系，有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可以用来阐明同一问题，这也是所在多有的。

　　先说李煜。这是一个才分很高的人，善诗词，工书画，尤长于音律。他写的词，在生活感受的浓度和艺术表现的力度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由于他在题材与意境上突破了晚唐、五代词以写艳情为主的窠臼，扩展和提升了词的表现生活、抒发情愫的能力，因而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可是，作为一个国主，他却是一塌糊涂，称得上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了。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对军国大事一窍不通，也毫无兴趣。当大臣们在他面前议论经邦治国的政事时，他竟掩耳不听，嗤之以鼻。他特别信奉佛教，在都城金陵养了上万的僧人，一退朝就换上缁衣诵经念佛。宋朝大将曹彬挥师破城之日，他还在静居寺里听经，最后落得个肉袒出降、辱身亡国的下场。

　　关于这位南唐国主，宋太祖赵匡胤有个十分恰当的评价：“好个翰林学士，可惜无才作人主耳!”清代诗人郭频伽也咏叹他：“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本来不是君王的材料，却偏偏被拥上“九五之尊”。结果，既逃脱不了亡国罪责，留下千秋的愧憾，又要终日以泪水洗面，断送残生，而且祸殃妻孥，真是所为何来？实在是一场天大的历史误会。

　　再说爱因斯坦。1952年，他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了。一天晚上，一位著名记者电话问他： “亲爱的教授，外面传言，以色列共和国将邀请您出任总统。如果真是这样，您会接受吗？”这位正在美国某大学执教的大科学家断然答复：“不，我当不了总统。”

　　过了一会儿，以色列驻美大使又从华盛顿打来电话，说是奉本国总理之命向他问询：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是否愿意接受。爱因斯坦斩钉截铁地说：“不，我干不了。”

　　对方又说：“以色列共和国的总统不管具体事务，只是国家的象征。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犹太人，由您出任总统，作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象征，真是再理想不过了。”爱因斯坦的答复仍然是：“大使先生，我再重复一句，我干不了。”接着，他又作了解释：“关于自然，我多多少少还能了解一点；关于人，关于社会，我真的是一无所知。一个对社会一无所知的人，怎么能够担任国家元首呢？”

　　几天过后，大使又登门送呈以色列总理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总统候选人的亲笔信。一看事已至此，说服无效，爱因斯坦只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正式谢绝。

　　这个多少人为之钻营奔竞的总统宝座，现在，居然不费吹灰之力跑到了屁股底下，周围的人都艳羡不已，纷纷祝贺、劝进；可是，爱因斯坦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断然加以回绝。有些人觉得，这个倔老头儿的心态实在难以理解。

　　其实，这恰恰表现了他的超人智慧，也可以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自知之明。不难想像，如果爱因斯坦当时放下科学研究而去改行从政，其结果，恐怕同逼着林肯去研究相对论一样，既会遭遇到绝大的困难，以至跋前踬后，动辄得咎，自讨苦吃，又必然造成科研事业与行政管理的两厢损失。单就辞聘这一点来说，我们也要深深叹服这位哲人的高明。

　　实际上，道理非常简单。世上并无全才，各人既有所长，必有所短。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智力特点各不相同，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会具有良好的天赋和素质，而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则往往很差。所谓人才，不过是以自己的一种或几种见长的才能为社会所承认而已。《水浒传》里的张顺，在岸上角斗，远非李逵的对手，可是下到水里，却可以纵横如意，把“黑旋风”李逵弄得叫苦不迭，直翻白眼。

　　还说爱因斯坦。本来美国制造原子弹是他出头建议的，他又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和学者，由他来担任“曼哈顿工程”的技术领导人，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当时美国政府却偏偏选中奥本·海默这个二流物理学家来担任这个要职。原因在于，奥本·海默具有知识面广、善于团结人、组织能力强等特点——这是这项巨大工程的组织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几年后，原子弹成功地爆炸了，证明这个人选非常合适。这一切，都说明知人善任、因才器使是何等重要!

　　当然，就个人来说，还有个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正确地设计自己，选准主攻方向，也是成才的关键环节。李煜生在封建时代，虽然他对自己有所认识，像他呈给宋太祖的奏表中所说的： “实愧非才，心疏利禄，俾司国事，惧弗克堪”，但实际上，他是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爱因斯坦则不然，作为一位名震全球、卓有建树的大科学家，既能够认识自己，也有条件进行自我设计，有多种选择的余地。这又是他的一种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