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来不及为丁伟的宏图愿景而兴奋，因为目睹了“中国式圣诞夜”的疯狂，眼前的一切似乎更容易使我们倾向于高有鹏的悲观。

　　诟病最多的就是“年味”少了，其次就是“节日经济论”。例如冯骥才就曾对此发表看法；假日和节日不同，假日是一种公民的福利，没有文化内涵，随便怎么过都行，但节日是有意义的，是有文化内涵的，要从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层面上“过”年，留住文化味。

　　还有，“我们的节日，道具太少，符号太抽象”——尽管可能有很多文化内涵，但由于没有道具符号，就渐渐失去了大众的记忆。

　　上述看法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并不在这里。比如端午节的“道具”、“符号”难道还不够明显吗?而“年味”，更多也只是围绕“一串鞭炮的宣泄”。

　　西南大学历史系卞兆明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也不愿轻易对此作出评判。但是他认为，这与国民的心态和经济状态有关。同时他也谨慎地认为，春节还不至于已经到了被保护的地步。

　　卞教授称，对传统节日的保护状态应该分为两种：一是被动的保护；极端封闭、完全排外。二是主动保护，也就是前面高教授的观点。但是，卞教授认为，也大可不必如此悲观，而且对于处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传统节日在今日的处境，“这是一个我们必然要承受和经历的过程”。

　　“真正的大国，是能够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化典范辐射到全世界的那些国家。”这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先生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