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政策，一般认为，社会政策的概念最早是1873年由一批德国的经济学家创立的“德国社会政策学会”提出来的，他们认为：社会政策是依据立法和行政手段，排除分配过程中的弊害的国家政策。从这个早期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130年前的德国乃至西方世界显然是存在着“分配过程中的弊害”的，而当时另一些经济学家，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学派，则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社会政策”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

　　在当今世界上，社会政策一般包括：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城市规划与住房政策、人口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等等。在欧洲，社会政策的最新发展是将“食品安全”放到了第一位。

　　从关心社会的贫困问题到关注政府行政管理，再到当前重视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成为一门日趋成熟的学科。

　　社会政策学的发展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划分的时间界线是以20世纪40年代英国“贝弗里奇报告”的出笼及稍后的“福利国家”的建成，以及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主义、美国里根主义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这两个在社会政策发展历史上起到决定性影响的事件）为准。

　　第一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缓解贫困问题”。当时的社会政策研究主要被包含在社会工作学的范畴之内，甚至只是社会工作学的一门课程。

　　第二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一阶段发展的主旋律是“政府行政管理”。40年代英国“贝弗里奇报告”的出笼及稍后“福利国家”的建成标志着社会政策研究进入了“福利国家”阶段。“福利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实际上为国家政策和个人福利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框架。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和社会要做的事似乎就是将福利国家的既定政策，通过各种社会福利计划与相关服务，具体地落实到每一个公民身上。于是，研究各种提供社会服务的 “社会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从社会工作学中分化出来。

　　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这一阶段的主题是“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走进了“滞涨时期”，福利国家的基本理念受到冲击。同时，日益壮大的全球化的影响使社会政策的变化更为频繁，社会政策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增加了。因此，仅仅局限在“行政管理”上来讨论问题已经落后于形势，为适应需要，到90年代后期，各大学纷纷将“社会行政系”易帜为“社会政策系”，这标志着社会政策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日趋成熟。

　　社会政策学以“公平”与“权利”为基本价值观，从不讳言自己的价值立场，并以“公民参与”为基石，以“渐进主义”为发展策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社会政策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应用学科，发展的势头非常迅猛。社会政策学之所以得到青睐，是由于其本身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鲜明的学科特点既是学科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动力。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社会政策学科价值理念的四大特点：

　　以“公平”与“权利”为基本价值观。社会政策学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理论架构的核心定位于“公平”与“权利”。

　　从不讳言自己的“价值立场”。社会政策的这个特点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认同，并得到联合国的认可与推广，1962年联合国出版的《社会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一书中就提出三点价值判断：第一，其宗旨皆为行善——政策指向为市民提供福利；第二，兼有经济与非经济的目标；例如：最低工资、最低收入保障标准等；第三，涉及某些进步的资源再分配手段。

　　以“公民参与”为基石。学者们把“公民参与”看成是社会政策的基石。这是因为，任何社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民众的，民众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可以加深他们对政策意义的理解。这样显然会增加他们配合政策运行的自觉性。

　　以“渐进主义”为发展策略。社会政策领域所推崇的政策主张，绝非“激进”，而是实事求是，强调调查研究，以充分了解面临的社会问题的来龙去脉，同时反对急躁冒进，提倡脚踏实地，重视在政策过程中积累起一点一滴的社会进步和文明成果。    

　　真正的社会政策的研究并不满足于把问题归结到诸如“体制问题”、“资金问题”等一般层面上，而是要提出在我国行得通而且有效果的政策建议。

　　社会政策研究在当代中国起步较晚。2003年，在我国社会学界才掀起了社会政策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王思斌教授在一次演讲中亮出了“中国已经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新观点，中国人民大学的郑杭生教授在2003年社会学会的年会上以“社会和谐”为题作主题报告时，最终也把话题落到社会政策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关系的和谐，这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组织（政府、单位、社区、社团，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而社会政策是在广义的福利领域调整社会关系、尤其是个人与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的有用的工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政策应该是大有用武之地。

　　若以市场的观念来看问题，社会政策研究的第一大客户是政府。在发达国家，政府机构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相关事务和问题，惯常的做法是委托大学或研究机构或咨询公司来进行。类似的做法目前在中国也有所发展。应该指出的是，真正的社会政策的研究成果并不满足于把问题归结到诸如“体制问题”、“资金问题”等一般层面上，也不是简单地人云亦云地做一些非常一般化的“对策”或“建议”，社会政策专家要提出的是在中国行得通而且有效果的政策建议。这对完善中国的政治民主也有好处。

　　社会政策研究的第二大客户有可能是非营利组织、社区乃至企业。社会政策专家应该积极地与这些社会组织结成伙伴关系，合作开发中国的“公民社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去帮助社会困难群体。

　　总而言之，社会政策正好给政府、公众和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共商政策大计并将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的大框架，是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新的生长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