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年过节，每当腰鼓声响起时，我的精神都会为之一振。如果那声音来自远方，我会循其声，觅其踪，直到找见那些身穿红衣、身背红鼓、英姿飒爽的姐妹们。

　　我喜欢腰鼓，也喜欢打腰鼓的人。

　　在我七八岁时，家乡忽然兴起了腰鼓热。大凡家庭条件还行的人家，都给孩子买一个儿童腰鼓，让他们咚咚咚地敲着玩。不久，学校里来了一位男老师，好像是什么文工团下来的，姓殷，北方人，说一口舌头卷得很厉害的普通话。他瘦高个儿，非常精神。他随身带了个大红腰鼓，两根鼓槌的顶端飘着红绸带。他打起腰鼓来，红绸子一扭一扭的，像两个小仙女在跳舞。

　　殷老师什么课也不教，专教腰鼓。当时学校都穷，置不起正经腰鼓，街上也没有标准的腰鼓卖，所以那些有玩具腰鼓的孩子就把腰鼓敲到学校里来了。殷老师把他们排成队，喊着立正、稍息。我们这些没有腰鼓的孩子就站在一边看热闹，眼睛里满是新奇和艳羡。一会儿，我们就发现这腰鼓队员不是那么好当的，只见殷老师拉长个脸，手指直直地戳到孩子们的脸上：你，挺胸！你，提臀！你，干嘛站得像麻花似的！可是纠正姿势不是件容易的事。殷老师生气了，就从队伍里刷刷地拉出去几个，接着又喊口令，看看不行，再拉出去几个。几番下来，场上稀稀拉拉的只剩下四五个人了。

　　殷老师把目光转向外围的我们。然后，喝令我们站队，又是几次刷刷的筛选，才勉强凑足了20个队员。我们唱歌般地喊：殷老师，我们没腰鼓啊！殷老师说，自己想法子去！

　　我不知道别家的孩子是怎样想法子的，反正我回了家，一提出买腰鼓的要求，就遭到母亲的拒绝。她说：买什么买，钱呢？但母亲并不想放弃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于是她说：我替你借去。

　　她不知跑了几户人家，也不知她说了多少好话，最后将腰鼓借给我的是九间屋的郑巨可家。巨可的父亲又开药铺又开孵坊，当然很有钱。母亲借到了腰鼓，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保管好这个腰鼓，不能碰坏，不能掉到地上摔裂，更不能丢失。我把头点得像鸡啄米似的，我虽然粗心，但当时把腰鼓看得跟命一样，心想我一定会善待它，我丢什么也不会把它丢掉。

　　殷老师先教我们打腰鼓的基本手法，步法；然后，他表演了跑马步，游龙步，秧歌步，鱼灯步，虎跃步，鹤舞步……他腾挪跳跃，旋转蹲行，一会儿来个鲤鱼打挺，一会儿来个鹞子翻身。鼓声铿锵，动作生风，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我们的腰鼓太小，或者说我们的基础太差，学了一阵子，还常常把鼓点打到鼓板上，尤其是那些高难度动作，或是拉不开架子，或是小里小气地动作不到位。殷老师常指着我们批评说：阴柔，南方的阴柔！我不懂什么叫“阴柔”，却明白我们没学好。于是心存惭愧，总是想，等我们长大了，有了正宗的腰鼓，我们一定会打出像殷老师一样的水平来。

　　不管怎么样，学校总归有了自己的腰鼓队，遇着个节日什么的，拉出去就是一个节目，热热闹闹、喜喜庆庆地很受欢迎。

　　有一回排练过程中，我内急了。学校的厕所，是方形的茅坑，上架着刨得平平展展、钉得结结实实的木板坑码，显得干净辽阔。我把鼓槌往坑板上一放，还来不及解带呢，一支鼓槌一滚滚进粪坑去了。我顿时如雷轰顶，站在那里半天动弹不得。

　　我不敢把这个悲惨的消息告诉母亲，我也无法把那支倒霉的鼓槌捞上来。当时我吓坏了，我不敢把此事告诉任何人。从此，我陷入极端痛苦的被追讨鼓槌的尴尬中，甚至上学都不敢从巨可门前经过。我的腰鼓生涯也从此告终。

　　前年，我去过一次大西北，我站在黄土高原上，欣赏了正宗的腰鼓表演，那是怎样的一支队伍啊，黄皮肤黑眼睛的汉子们，他们头系白羊肚手巾，对襟布袄敞开着，却用一条红腰带扎紧了。他们的腰鼓，有搁在脖子下的，有挂在胸口上的，还有的是顶在脑袋上的——并不像我们南方一定要系在腰间。他们身上背着的腰鼓，或一个，或两个，或子母腰鼓大大小小一串串的。他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猿窜鹿跳，龙腾虎跃；带起的黄土似烟，似雾，似风！

　　我懂得了什么叫阳刚，什么叫威猛。我站在那里，怀着一种虔诚，聆听鼓声铿锵。再细细品味，那鼓声似黄河怒吼，似大海澎湃，似兵车隆隆，似雷霆万钧；那仅仅是腰鼓吗？不，那是不屈不挠的中国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