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做努力，那么春节，也许将成为昨天的故事，在中国人的记忆中越去越远。

　　春节曾经是中国人生活中最华丽的篇章，曾经是中国百姓唯一能够尽情狂欢和享乐的日子。春节，就意味着富足，意味着繁荣，甚至意味着奢侈，但春节的富足和狂欢却是扎根于当时中国人生活普遍的匮乏与节制。

　　甚至连民俗学家也已无法考证春节源于何时了，但可以肯定，春节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农夫野老，择地而居，顺天而作，春耕秋收，夏舒冬敛，自然的轮回就决定了他生命的节律，节日，就是这种节律的体现。农人靠天吃饭，一年到头只有有限的时间可以耕种，而土地的产出又总是有限的，荒年更可能颗粒无收，因此，农耕社会的人们时时都处在饥饿的恐惧之中。中国传统经济的基调就是匮乏，于是，节欲与克制，就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基调，而节俭，就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美德。在民间，“会过日子”的意思就是节俭，中国的圣贤们没有一个不是对奢华深恶痛绝的。

　　但人生而有欲，有欲就必定要追求欲望的满足，追求口腹声色之乐，既为人情所不可免，也是生活延续的必要。年节之日的放纵和狂欢，正是对匮乏与节制度苦日子的补偿。一般的中国家庭，平时省吃俭用，为的就是过一个丰衣足食的春节。即使穷困如杨白劳，大年三十也要给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亲手为女儿扎起来，那过年的日子因此也仿佛被扎上了红头绳，打上了美丽的记号，在记忆中永远喜气红火，粲然如新。年节，因而就成杨白劳们惨淡岁月中最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日子，它像一台冗长大戏的高潮，喜气洋洋，皆大欢喜。因为有了春节，一年三百六十日才不再是无尽的劳役和绝望的轮回。

　　我们的祖先在造字之时，就已把对春节的这一理解凝结于“年”字之中了。在古文字中，“年”字象征沉甸甸的禾穗，它既表明了春节与农耕地关系，也寄托了人们对丰收的祈盼。

　　中国的春节既然与匮乏经济密不可分，那么，当我们的经济在20世纪末终于走出了匮乏岁月，进入丰富的时代，春节，也就丧失其存在的生活基础了。有首古老的童谣唱道：“新年好，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噼里啪啦放鞭炮。”新年的好处就在于能穿新衣戴新帽。但当人们天天都能穿新衣戴新帽了，鞭炮也被视为陈规陋习而遭到革除，过年，还有什么好处能让人牵肠挂肚的呢？过去的孩子曾天真地梦想，要是能天天过年，那该多好？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天天像过年一样生活了，却突然发现：这年让人不知道该怎么过了。这种困惑，肯定是时下许多中国人普遍具有的。

　　对于中国人，过年正在逐渐丧失其固有的意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21世纪初，当我们终于走出匮乏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将进入另外一种匮乏，即节日的缺失？我们的生活将从此不再有对那种披红挂绿、花枝招展的节日的祈盼与等待，我们的日子将再也没有铺垫与盼望，高潮与结局，岁月成了冗长单调的平铺直叙。对年的期盼需要我们重塑，那也是传统年在新世纪的新内涵。

　　（作者系中国民俗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