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1500美元是一道不容忽视的坎。”德国东亚问题经济学家尤希尔教授告诉记者，这道坎意味着一个不稳定的阶段，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尤希尔教授说，在这个阶段，很多先前具有的竞争优势慢慢丧失。比如，原来依靠低廉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吸引了外资流入，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但之后，外国资本很可能会向其他劳动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转移。其次，随着消费需求升级，民众对生活要求随之提高，例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健、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和社会设施等要求更多样化。同时，随着收入的提高，差距的拉大，社会各阶层将发生裂变，新兴的中产阶层及底层会产生矛盾。

　　西德早在1960年人均GDP就达到了1531美元。尤希尔教授说，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之前，西德GDP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基础上的，由此带来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和资源制约的加剧。这让人们注意到，不能因为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而损伤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理，就像一个人年轻时如果不注意身体，老了可能会后患无穷。所以，在当时“绿党”等环保力量支持下，西德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创造了“绿色奇迹”，用了25年时间使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至4000美元，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大为减少。

　　作为当时欧洲的“后起之秀”，当时西德也靠廉价产品起家。但随着其他更廉价的产品进入欧美发达国家，西德原来的竞争力也随之下降。在十字路口，西德选择了“创新”这把利剑。“工业生产领域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勤劳苦干的工人，而是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尤希尔教授说。之后，德国不仅成了全球制造业中心，也是科技创新中心。“德国制造”更是发达的德国工业的代名词，尤其在机械、汽车和家电等领域内德国货处处走俏。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国内消费等经济均衡发展的“硬指标”也明显增加。

　　尤希尔教授还特别指出“社会和谐成本”对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德国有几大“高招”：一是改善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的状况；二是通过多种途径积极扩大就业；三是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使中产阶级达到75%，富人和穷人各占10%左右；四是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国民教育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强化税收调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