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可谓西方创新思潮的鼻祖。早在1776年，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指出：“新的专家阶层是一群勤于思索的人，他们利用知识为经济生产做出重要贡献。”

　　卡尔·马克思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深入分析，最早认识到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与竞争的重要推动力，并提出，科学是生产力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第一次提出，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这种创新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世界经济思想史的重大突破。

　　20世纪50年代中期，索洛教授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论证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对经济的作用不断加强，增长理论开始出现第二次复兴。罗默、卢卡斯和格鲁斯曼等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新增长理论因此而诞生。

　　该理论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回报，而投资回报反过来又能增进知识的再积累。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知识和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随后，一些学者进一步阐明，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线形过程，而是科研、企业、政府、金融、法律和文化相互作用后的复杂结果，同时还与创新个体的思维灵感、预见能力、科研水平和创造力等内在因素相关。因此，创新过程是非线形和非主观的，它具有某种不可预测性。

　　新的增长理论使人们对于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成为推动科技创新潮流的理论依据。

　　曾经拥有五千年文化底蕴、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中国，如今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做资源型国家、依赖型国家，还是做创新型国家？是继续走现有的技术引进之路，还是依靠自主创新，实现创新立国的战略宏图？

　　2005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通过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之后，这一问题便有了清晰而明确的答案———自主创新，建造创新型国家。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冷静和清醒。和一些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国家相比，中国虽然已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但离创新型国家还有一定距离。中国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到2020年，将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研发人员达到200万/人年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进入世界前5位；本国人专利年度授权量达到6万件，进入世界前3位。

　　也就是说，2020年，我国将成为创新型国家，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知识和技术产出国之一。